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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采取了另一个大胆的步骤。他回忆说，“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
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
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①这出戏展示了一群不同
的人物，而没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为了表现各不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
四幕之中既写了上层阶级，也写了下层阶级。发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
唤起人们对堕落和苦难的强烈感受，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戏剧中构思最为大胆
的一幕。②
曹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敏锐的戏剧意识。他是把戏剧不仅视为文
学，而且视为表演的两位中国现代剧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他的舞台
提示是为达到极度紧张而精心设计的。《日出》中妓院一场，舞台一分为二，
两组表演同时进行。在《原野》中，咚咚的鼓声和沉默的幻影，像奥尼尔的
《琼斯皇》那样用来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气氛。而在《雷雨》中有意识地
运用希腊悲剧的程式，则是曹禺热情掌握编演技巧的又一例证。
虽然曹禺的剧作在技巧上明显摹仿西方模式，但在内容上全然是中国
的。他的作品把同时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关注戏剧化。他的剧作的主题，以
《雷雨》和《日出》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旧的婚姻制度的悲剧，封建的
家庭结构，下层阶级所受的压迫，城市资本家们的腐败，以及年轻知识分子
所受的挫折。但是曹禺能给这些主题以尽情渲泄的毁灭性的力量。在这方面，
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戏剧。曹禺同巴金一样，在很大程
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在写《雷雨》时，他写道，我被如此强烈的一种突发的
激情紧紧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寻求把它发泄出来。当他写《日出》时，他
同样“自始至终被强烈感情”所主宰。③事实上，曹禺的大多数剧作可以视为
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它们也暴露了人们在巴金的小说里发现的同样的缺
陷，散漫的笔调，过分热衷于运用夸张的语言，以及通俗剧和煽情主义的倾
向。但是作为一名剧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他能够借助活的
媒介来传达他的真实情感。
尽管曹禺对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并没有狭隘的政治性。他无意用辛
劳发展起来的媒介作为宣传的工具。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只关
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弥漫的黑暗——战争与革命前夜可怕的现实的种种
弊端。与鲁迅和茅盾一样，他既无法提出积极的治理措施，也无法提出对未
④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10 页。
① 这句话的英译文引自胡耀恒：《曹禺》，第54页。
② 由于内容狂放，这一幕在演出时往往被删去，很使曹禺懊恼。
③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页； 胡耀恒：《曹禺》，
第24页。
来的具体展望。在《日出》的结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①（也是一个诗人）
的小说中的话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睡了”。②
这几行有名的台词是预言。1936年，中国确实处在一场国家大变动的前
夜，但新的“黎明”并没有给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带来多少光明；相反，它引
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延续不断的革命的时期。
① 《日出》剧本中对陈白露以前的丈夫的生死未作明确的交待——译者。
② 曹禺：《日出》，第236页。关于曹禺剧作的英译本，见A。C。巴恩斯译的 《雷雨》和《日出》，克里斯
托弗〓C。兰德和刘绍铭译的《原野》。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民族抗战”的英雄传奇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
活动推向高潮。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30年代早期的宗派主
义。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
声匿迹。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之下。各种组织
自发地建立起来，并且发表了抗日宣言。最终，在1938年3月，也就是日本
人于1月侵入上海①以后不久，一个广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
口成立，老舍担任会长②，不久在20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个协会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进抗战工作。它组织作家们加入“战
地访问团”，前往军事防御阵地慰问部队官兵，并撰写具有感情色彩的通讯。
协会还建立起一个“文艺通讯员”网，缺乏经验的年轻作家们——其中有些
人在农村地区，被组织成地方小组，接受协会分支机构指导。他们时常聚会，
讨论协会布置的主题，并撰写有关当地文艺活动的通讯。这些通讯连同他们
的创作样本，被送交协会中的上级评论和修改。在广东省，仅在数天之内就
组织了三百多份原始的文艺通讯；上海地区数量不相上下。甚至在华北的农
村地区，成员据称达五六百名。这些通讯员大多是学生，但有些是店员、工
人或地区政府中的小职员。③
除作家访问团和文艺通讯员的活动外，协会起先还组织了5个宣传队（每
队包括16名成员）和10个演剧队（每队30名成员）。通俗剧团竞相出现，
据统计，到 1939年有 130000人从事戏剧表演。④
这些组织清楚地证明，由于战争，中国现代文学正丧失其城市精英的特
点。城市的作家投身于抵抗侵略的全国性运动，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弃了有保
障的生活，到乡村和前线的自己同胞中去。有两个主导性的口号足以显示他
们的爱国热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宣传第一，艺术第二！”有些
狂热的作家甚至主张“上前线”，完全放弃文学。
1938年，郭沫若被委任为新设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宣
传工作。这样，作家的宣传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他们当中有更多的
人被吸引到官员的队伍中。但是尽管有这个最初的姿态，国民党显然专注于
军事和行政事务，这样，就将宣传领域几乎全部留给了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
①主要由作家和艺术家任职其中的各式各样的宣传机构，事实上成为中共的统
战组织，中共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日益扩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精力和热情。
日本对主要沿海城市的占领，迫使中国的作家们进入内地。1937至1939
年，武汉与广州取代上海和北平成为文学活动的新的中心。在上海的一些主
要报刊杂志停刊的同时，一些新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小城市里诞
生，常常是仓促而草率地印刷在粗糙的纸张上。在战争期间，书籍出版和销
① 上海系1937年11月13日沦陷——译者。
② 老舍曾任“文协”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但无“会长”的头衔——译者。
③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51—52页。
④ 同上书，节47页。又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48页。
①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56页。
售的总量实际上增加了。根据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资料来源，新书销售从战前
每次印刷一二千册翻到了三四千册，有时甚至达到10000册。②
随着1939年武汉和广州的失陷③，文学进一步地深入内地；在战时首都
重庆，“文学活动十分活跃，几乎像二十年以前文学革命期间的北京一样”。
④但是，战争头几年的势头没有持续下来。当第二次统一战残⑤破裂时，重庆
国民党政府通过审查和逮捕，重新对左翼作家采取了镇压政策。他们中有些
人结伙前赴延安；茅盾等另一些人撤退到香港，那里短期内成了文学活动的
中心。在1941年圣诞节，香港被日本人占领，桂林取而代之成为作家云集的
地方。1944年桂林失陷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最后一个堡垒。
旷日持久的战争迫使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
的。作家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重庆的报纸能够付给撰
稿人每千字一至二元（当地货币）①——大体上与印刷工人排版同样字数的收
入相同。②有几个年轻作家贫病而死。像臧克家和老舍这样有名的人物都不得
不以糙米为生，甚至丁玲也难以得到肉食。王际真特别提到，“当时的报纸
不时登载为生病和营养不良的作家们请命的呼吁书”。③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