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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国立四川大学的校长不仅应当有专业才能，在学术界有影响并能与新知
识界共事，他还应当理解作为南京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桥梁的附加作用。
1935年政府请任鸿隽（当时任中华基金会干事长）担任四川大学校长。③考
虑到西南不发达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极端紧迫，任鸿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
着手数项工作，在两年中进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设置课程，并使它赶上时代；
拨款300万元开始一项建设计划；改进师生的教学态度；而最重要的是从全
国各地聘请著名学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④虽然任鸿隽任期不
长，但他首倡的改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今后
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所大学所处的地区在未来的战争年代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所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标志着当时在中国内地发生的双重过程：高等教
育作为国家复兴的一个方面，有了进步；而在不断努力实现国家统一方面，
中央权力得以向内地扩张。这种努力包括推广华语的标准华北（主要是北京）
① 兰伯顿：《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1年》，第106—109页；又见下列中国教 会大学联合董事会史：
罗德里克〓斯科特：《福建协和大学》；文乃史：《东吴大 学》；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金
陵女子文理学院》；L。埃塞尔〓华莱 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刘易斯〓C。沃姆斯利：《华西协合大学》。
② 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第91—109、129—135页；艾德敷：《燕京大 学》，第130、209、
120—211页。作为世俗国家政权在“使燕京大学中国化”方面 取得进展的进一步证据，燕京大学不得不
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 宗教哲学和宗教史等课程可分别在哲学系和历史系讲授。
① 《中华民国传记词典》，第2卷，第430页。
② 丁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54页。
③ 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职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为“中央人”。
④ 任鸿隽：《五十自述》中“1935—1937年”一节。
发音作为“国语”。政府还推广国家的罗马字化系统，以拉丁字母书写华语。
同时，国立编译馆多年来已在编纂与外国技术词汇对应的中文标准词汇，以
利吸收现代技术。
国民政府的一个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学的教学计划标准化。从1933
年开始，政府发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课、选修课和大学入学考试程序等事宜。
最后，还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①
虽然到1937年战争爆发时教学计划的调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见成
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930年文科毕业生总数为17000人，而农、工、医、
理合在一起只有8000多一点，②但到1937年，文科的人数为15227人，而理、
工科则为15200人。③
至于学士学位以上的学习， 1933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研究院的组织和
实施临时条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硕士学位能力的现有大学内建立研究院。有
资格在教育部注册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机构必须在以下范围内至少有三个
系：文学、科学、法律、农学、教育、工程、医学或商学。各系有自己的主
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长的领导之下，该职务可由该大学校长兼任。④然而在事
实上，中国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停留在相对落后的水平上。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批评家已经意识到国家的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
上都有缺陷。⑤对大学教育的共同批评是它的发展未能适应国家的需要，大学
的规划存在着不平衡，文学和法律等科目发展过快，与落后的理、工科“不
相称”，以及高等教育的拨款总的说来远远不足。事实上，在整个南京时期，
学院和大学从各种来源筹措资金始终处于困难状态。20年代初国立大学的经
费有90％依赖中央政府预算，学费、杂费和捐赠合计不足10％。1934年，中
央政府预算规定年支出的15％应当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业，但这只是一个实
际上从未达到过的目标。例如，1936年教育文化预算总额曾达到4。5％的高
度，而同年军事拨款占32。5％，公债还本付息占24。1％。①
使国立大学成为问题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权的惯例，常指定用省税
岁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国立大学。不论由于何种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
乱，支付分配给大学的经费会变得极不可靠。②此外，早期缺乏拨款的统一标
准，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预算总数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为问题。请看1929
年北平几所大学的请愿：“广东的中山大学和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学校只有
学生1000至2000人，月拨款为15万至16万元；而北京大学共有七所学院，
注册学生为3500人，可是月拨款仅约为9万元……。③
①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传记文学》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页。
② 王聿钧和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39页。
③ 柯树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长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页。
④ 同上书，第125页。
⑤ 《朱家骅先生言论集》，第125、138页；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载《晚清三十五年
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130页；黄建中：《十年来 的中国高等教育》，载《抗战前十年之
中国》，第503页。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 月），第173—176页。
② 同上，第175－177页。这种状况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国立中山大 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
和四川大学的事件中看到。
③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历史学报》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页。
省级大学和学院在获得公家拨款方面还遇到其他障碍。1929年后，国民
政府集中国家财政的努力，是一个时间拖得过长的过程。在税金的收支上，
南京政府和省政府之间必须解决手续问题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关系问题。这
导致了几个省有临时拨款的必要，而自然灾害之类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
省税岁入。④
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学校）的资助来源十分广泛，从中央政府拨款到私
人捐赠和学费、杂费，而以后者最为重要。依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面临困
扰公立大学的同样问题，而那些主要依赖私人来源的学校则受国内外经济状
况的影响。①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对学术界构成了持续不断的挑战。
学生们在特有的经济危机中烦躁不安，他们还被指责为“过分热衷于政
治争端”，他们常以闹风潮和罢课发泄不满，校园里的行政危机此伏彼起。②
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1932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战，而国共关系则进一步恶
化，发展为30年代初期长期的反共军事围剿。在这样一个时期，这种“热衷
于政治争端”反映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基本的失落感。他们的骚动为爱国热情
所激励，势必在1935年和1936年的学生运动中得到表现。③
1934—1935年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布和类型（表4），表明高等教育自1922
年以来有了大幅度增长（表3），但也显示了它的局限性。最引人注目的是
国立部分的增长，1928年后从5所增加到23所；增长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
院校和技术专科学校，以及私立专科学校。然而这种发展大都出现在少数地
区，集中在东部城市和沿海省份。到1934年，上海在全国110所高校中占
24所（21％），北平次之，占17所（15。5％）。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
学校数量最多，以9所（8。2％）居首位；广东以8所（7。2％）居第二。在地
理分
表4① 中国大学院校分布，1934—1935年
① 陈能志：《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第191—201页。
② 许多事例中的一个：1932年6月27日国立青岛大学学生罢考期终考试，导致该校校长杨振声辞职；丁
致聘：《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第263页。
③ 见伊斯雷尔：《中国学生的爱国心，1927—1937年》，第5章；约翰〓伊斯雷尔 和唐纳德〓克莱因：
《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关于社会背景，又见叶家哲（音）：《爱国精神与革命：20
世纪20年代学生积极行动的性质和原因》，载陈福霖和托马斯〓H。埃特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