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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述】人富贵与否是有定数的。造物主既把每个人的命运都注定了，但又留给人一些莫测的变化。这样就驱使着人们为了权势、钱财奔走忙碌，而人到死都不醒悟。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为了利益忙碌，那么天下的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而造物主也没有办法驱使人们去干什么了。可是，人们虽然奔走忙碌，而真正能得到荣华富贵的仅是很少的人；奔走忙碌一生什么也得不到的人却成千上万。然而，世上的人就因为有很少的人争得了富贵，便去劳心费力。至死也没有什么成就的人太多了。殊不知别人成功也是命中早已注定了的。如果命中注定你富贵，即使不奔忙，多等待些时候，你也终究能得到富贵。所以世上有那些见识高、能看破红尘的人，只是任其自然，心中非常平静。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忧愁和高兴的，也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去怨尤。为利益而奔忙或与人相互争斗的念头从来就没有在胸中萌生过。像这样，能与人有什么争执呢？前辈的人说：人的生死富贵都是命中注定的。注定你是君子你就肯定能成为君子；命中注定你是小人，你再折腾也还是个小人。这话说得非常正确而又切中了要害，只是人一般都不知道罢了。
【评析】富贵穷通到底是否命中注定，这是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然而，即便是冥冥中安排好了一切，人终须去奋斗。除此之外，人又能怎样呢？
人总不能事先到造物主那里去问一问自己有无富贵的命，然后再决定奋斗不奋斗吧。再说，一个人即使再有福气，也得靠自己的奋斗去争取成功，天上掉馅饼的事历来就没有。从今天的观点看，人为事业而奋斗，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人之奋斗难道只是为了追逐荣华富贵吗？
随遇而安方为福
【原文】人生世间，自有知识以来，即有忧患如意事。小儿叫号，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壮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虽大富贵之人，天下之所仰羡以为神仙，而其不如意处各自有之，与贫贱人无异，特所忧虑之事异尔。故谓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间无足心满意者。能达此理而顺受之，则可少安。
【译述】人活在世间，自从有了知觉、识见，就有了忧患和不称心的事。小孩子哭闹，都是因为有些事没达到他的要求。从幼儿到少年到壮年再到老年，顺心如意的事少，而不如意的事却常常很多。即使大富大贵的人，虽然天下人都羡慕他，认为他过的是神仙一般的日子。但是，这种人也都有各自的烦恼不称心处，跟贫民百姓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所忧虑的事情跟普通人不一样罢了，所以我们把这个世界叫做缺陷世界。人生活在世上没有谁能处处如意、事事美满。能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而在遇到挫折不如意时，安然处之，就能感到心里顺畅一些。
【评析】白居易初到长安，投名贴干谒当时的诗坛泰斗顾况，顾况一看名字便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待看到白居易的诗后立即改口说：“有诗文如此，长安易居矣！”白居易诗名遂传遍长安。他二十八岁时，举进士第。俗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所以白居易是少年极第，誉满天下了。成进士后，白居易积极做官，为拾遗时，屡次上疏谏，论朝廷大事。又本着“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承袭元结诗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的诗歌创作原则，把在长安的平日所闻所见，写成十首《秦中吟》，又写成五十首《新乐府》，讽刺宫廷里和政治上许多不良的现实。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说：“凡闻仆人贺两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举。”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刺死，白居易上书请查究刺客的背景，又得罪了幕后的文武大官。终于被降谪出去做江州司马。在江州白居易说他的生活环境是：“黄芦苦竹绕宅生。”从此不再写讽谕诗。元和十四年冬，白居易被召还京。后虽然出任杭州刺史，却也只作闲适诗与感伤诗，组织乐舞班子教演享乐。任满后，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文宗大和二年，称病归洛阳，求为分司。后七年，绝意仕宦，优游养老，大中元年，以七十五岁高龄卒。
人生世间，即如白居易少年早达之人，仗血气方刚，仗义直言，胸怀天下，至屡遭打击，独受异于常人之煎熬，只得作罢。认同命运，反得享福终死。其身世为悲为喜，世人自评之。
事不可苟成
【原文】凡人谋事，虽日用至微者，亦须龃龉而难成，或几成而败，既败而复成。然后，其成也永久平宁，无复后患。若偶然易成，后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机不可测度如此，静思之则见此理，可以宽怀。
【译述】大凡人们要谋划着干一件事，即使是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事，也定会发生一些磨擦不如意而难以成功，或者快成了又失败了。经历几番后，才得以成功。然而这样反复以后，得到的成功却能保持永久，平安而又无有后患。如果偶然间有一两种事情很轻易就成功了，那么日后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大千世界，事物的发展变化简直不可测度。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对于事物的成功与失败也就能够安然释怀了。
【评析】唐太宗“十八岁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太子”。
其间南征北战，扫除群雄，又与兄建成、弟元吉兄弟相残，争夺皇位登九五。唐太宗登位时，全国经济仍凋破不堪，各地灾害频仍，社会矛盾尚未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医治战争创伤，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唐太宗出生在隋朝的盛世，又经历了隋末的动乱和隋王朝的灭亡，特别是隋亡，在他脑子里留有深刻的影响。
以隋亡为鉴是贞观年间唐太宗与近臣不绝于口的话题。隋王朝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其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之用。隋炀帝继位时，海内殷阜，可是不到十三年，国家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呢？唐太宗自己总结说：一是由于隋炀帝“广治宫室，以肆行幸”，所造离官别馆，自长安至洛阳，乃至并州、涿郡，“相望道次，遍布各地”。二是美女珍玩，征求无已。唐初平长安，李世民见隋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可见隋炀帝贪心不足，欲壑难填。三是“东西征讨，穷兵黩武”。总之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百姓无法生活。激起反抗，终至“身戮国灭”，为天下所笑。这一切是唐太宗“耳所闻，目所见”的亲身经历。因此他“深以自戒。”他从隋王的教训中，还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王朝的气数长短，虽然取决于天命，然而“福善祸淫，亦由人事。”也许是自己为唐二世皇帝的缘故，唐太宗对与隋亡有相同特点的秦亡的历史也十分感兴趣，认为秦虽“平六国，据有四诲”，但“恣其奢淫，好行刑罚”，结果也是“二世而灭”。他因此得出结论说：“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传位不长）”。唐太宗进一步认识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威力。他说：“可爱非君，可畏非天子者，有道别人推为主，无道别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对于魏征所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深以为然。又与大臣一起讨论“君道”，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又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因此他指出：“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安天下，必先在其身。”“存百姓就是必须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正其身，就是君主必须“抑情损欲，克己自励”，克制自己过分的奢侈欲望，不因自己的一时冲动而损害农时，折腾百姓。也就是“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从而在君臣间形成了“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唐太宗以其雄才大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