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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做工作”；作家归根到底是就“他自己”展开工作。这也许就是所谓“成为自我”的过程？1983年福柯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写作，是为了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作家）期望街上的每个人都能知道他写了一本书。这就是一个作者的暧昧的欲望……‘人们’有一种透过写作行为改变自己的存有方式的企图……”
《福柯的生死爱欲》这样写道：1948年，正当福柯克制自杀冲动之时，“一个华而不实的新人物”来到法国高等师范。这个人是路易，阿尔都塞。“一个极具学究式狡狯风格的马列主义达官要人”却影响了福柯严肃学术的兴趣。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乔治·康吉兰。在1943年出版的《正常与病态》中康氏宣称：“正是反常人引起了正常人的理论兴趣。”这位老兄还说：“规范只有透过犯规才能得到名副其实的承认。功能只有透过障碍才能得到显示。生命只有透过不适应、失败和痛苦才能上升到意识和生命科学”。很有尼采的味道。米勒认为福柯“极限体验”的领悟在此找到含蓄的共鸣。法国高师另一个奇人巴什拉尔的“看不到辨证的和谐，只看到一分为二的人文形态”对福柯也有影响：“在概念和意象之间没有综合的可能。”科学推理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但是“惟有诗的流动意象和梦境才能让真实歌唱。”很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韵味。1954年福柯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署在《精神病与个性》这本书上。据米勒说这本书反映了福柯学术兴趣的多样异质，也反映了他信念的混乱模糊：“黯淡的海德格尔式的系统叙述很不自然地同绚丽的马克思主义公式依偎在一起。”前此一年，福柯和朋友—·起去游意大利。在西维塔维齐亚海滨的阳光下，他耽读的是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思考》。“没有带刺的概念，哪来的哲学。”本已熟知的尼采的思想在那个夏天更变得新鲜了。詹姆斯·米勒如是说。“透过尼采，我对生活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了。”读了尼采的福柯宣称要“以悲剧因素的恒常结构去对抗历史辩证法”；他要在尼采式的探索的光辉照耀下继续写书探索禁忌与梦。尼采以为只有伟大的思想家才能教导人不要因袭陈旧的东西，“人本身并没有不可改变的规则”。人本身是自然状态和文明状态的复合体。“在你必须跨越的生命之河上，没人能替你搭桥，只能靠你自己”。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讲，在一切写作里他只取以血写作者的东西。这个“以血写作”跟福柯的“极限体验”是不是一个意思？我把这个问题留给高深的人去回答。福柯说，在漆黑的夜里，梦的光辉比阳光还要灿烂。这话倒不难解，因为“在梦里，我们能找到‘袒露的心’。”现代人的悲哀正在于连“袒露的心”都要到梦里去寻找。难怪福柯的书难懂了。
福柯自己曾经形象地解释过“伟大的尼采式的探索”。他把自己比作越出水面的鲸鱼，鲸鱼喷出水珠把水面搅乱，同时让别人相信，在水深处，“在没人能看得见他的地方，在他那不再被任何人控制的地方，他可以遵循一条更深奥、更紧凑、更合乎逻辑的轨道。”福柯的学术视野广及权力的范围和知识的限度，“他的才智广阔无垠”，他的著作是心智活动的极致体现。读福柯容易感受中土现代学术的无根，感觉翻译西学比“学术研究”更有益于启蒙。这话容易遭白眼，对不住了，不吐不快。
有风研究的“祛魅”与“祛蔽”
■ 温儒敏
胡风“集团”案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之一，对一代（甚至还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影响巨大。也许过多少年以后，历史学家仍然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因为透过这一个案，可以深入地了解一个时代。打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风平反之后，关于胡风的各种研究论著就陆续出版，到现在，数量已经不少了。这些论著多数侧重于对胡风文学思想的发掘与阐释，或者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胡风的价值，多少带有为胡风申辩的味道。胡风的理论无疑是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是在“胡风事件”还未曾弄清脉络之前，对胡风理论的解读往往只能局限于胡风论文本身，这总是有些“隔”的。所以对“胡风事件”的发掘、梳理与解释，就是胡风研究重要的前提。以前许多论者虽然也都意识到这是研究推进的关键，但因为胡风事件与政治和人事都有极其复杂的纠缠，笼罩着某种禁忌的气氛，加上时机不成熟或材料披露还不充分等原因，大家都未能再往前一步。有的学者甚至说胡风事件研究是“百慕大三角”，既吸引人们去学术探险，也极容易把研究者淹没其中。这有点夸张，但也道出这个课题的难度。王丽丽博士选择这个前沿性的课题，有些“冒险”，但她有学术探求的勇气和理智，知难而上，尽可能掌握现在可能提供的有关材料，尽力追求文学史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终于写成这部专著《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事件研究》。这是近年来胡风研究方面的一个突破性成果。
这部书给自己定下一个很高的目标：就是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对胡风事件进行全方位的解析，理出胡风事件的发生与发展的肌理，揭示事件铸成的某种必然性，从而使这段特殊的历史变得可以理解，并转化为可供后人利用的精神文化资源。应当说，这个目标基本上是达到了。全书分7章，基本思路是先探明胡风文艺思想的原生状态，然后梳理胡风事件的历史缘由与发生过程，并对事件的成因、性质做深入的理论阐释，包括对所谓“胡风集团”文化生态的剖析，最后探究胡风的自我陈述，与全书对胡风事件的评价构成互相补充核证的关系。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学术创新意义的，是关于胡风事件的历史探源和理论阐释这两章。
这本书用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词，一是“祛魅”，二是“祛蔽”，表明作者的这项研究如何“操作”。所谓“祛魅”，就是去除胡风事件的神秘感，把“暗箱”打开，了解真相。胡风一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但因为与政治纠缠，长时期以来将错就错，罩上一层神秘的迷雾。这些年一些有关的材料逐步披露，证明是“查无实据”的冤案，却未能解析为何“事出有因”，谜团仍未能完全打破。这本书也努力掌握和清理人们熟知或者未知的材料。但我们在打开的“暗箱”中发现的主要不是什么惊人的新材料，而是作者对“胡风事件”如何“事出有因”的周到的阐释。文章认为胡风在特定的政治斗争紧张的时代，在敏感的政治领域至少触发了三个“雷”：漠视和拒绝意识形态的“询唤”；所主张的文艺理论在实际效果上与主流文论南辕北辙；所具体组织的文艺运动方式含有“异端”色彩。该书作者不是一般地描述胡风“触雷”的经过，而是力图穿越胡风与政治的纠缠，去寻绎胡风的“理由’’与他的批判者的“理由”，看这两方如何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交锋，并共同构筑当时的历史语境。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历史研究中的“同情”，因而较令人信服地还原了历史语境，对那段通常看作荒诞的历史获得知人论世的理解。
同样，围绕胡风的人事纠缠包括宗派问题，也是铸成“胡风事件”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研究者容易过分强调这方面的原因而“窄化”了胡风事件本来具有的历史内容，也就可能障碍了对胡风的深入研究，使探究浅尝辄止。王丽丽提出的“祛蔽”，就是要去除这个障碍，将铸成“胡风事件”的人事纠缠的因素限定在一个恰如其分的界限之内，并对其实际影响做出合理的解析，从而使隐藏人事与宗派恩怨纱幕背后的“胡风事件”的历史意义显现出来。“祛魅”与“祛蔽”都要依持历史的同情，实事求是地理解研究对象，而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锁定某一个目标刻意做翻案文章，这是一种难得的史识。
这本论文原来曾经打算起书名为“第一义的诗人”，表达对胡风敢于坚持自己认信的真理而不倦斗争的坚韧精神的敬佩与赞美。在作者看来，胡风独标“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他通过编辑行为营造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活动，以及他为了理想而勇敢承受监禁、放逐的悲剧命运，都带有“诗”一般的性质。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还是努力抑制过分的情感投入。她的敬佩并不意味着就忽视胡风的人格上的偏执，这种桀骜不驯甚至促成了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