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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凹不满足——他难得满足。完成了从清丽到沉厚的转化后，他思索着：怎样在内容与形式上继续创新，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混沌。
《病相报告》的写作缘起于一个故事，一个用一生的苦难完成的凄美的爱情故事。平凹曾有惑：目下的时代还有爱么？无爱的时代写爱，岂不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真实？想想到底不甘心，遂到迪厅找了几个前卫的小青年，把故事讲给他们听。结果是他们红了眼圈，起了哀叹，也哀叹起这个时代爱的艰难。于是，犹豫的平凹定下心来。是呀，为什么不写。至少可以提醒人们，“过去的年代爱是难以做的，现在的做却难以有爱”，那么，“与其说我在写老头的爱情，不如说我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写老头痛了，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是顺着这个思路吧，我们有了《病相报告》这个书名。喜欢动脑子的平凹，这次想把故事写得短、写得单纯，因为“复杂阻碍于故事的流传”。对于这个观点，我有同感。在探讨张艺谋执导的影片《英雄》时，亦曾写到：“有情节怎样，没有情节又怎样？一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同窗共读’到‘十八里相送’到‘楼台会’到‘化蝶’，三言两语可讲清的剧情，偏就有一双彩蝶，一双彩蝶飞舞千年，——飞舞千年仍是经典。”可主意拿定，一动笔，平凹就感觉到，要想短，难。怎么办，就这么按着时间顺序一一交待清楚地长下去？那写出来可能有违初衷，全不是事了，就像“皇帝穿上了龙袍才是皇帝，美丽的巩俐将一身大红对襟袄穿在身上出现在陕西关中的小镇上，她就是农妇秋菊，没有人找她签名留影了。”于是平凹重起炉灶，采用了一种在他来说是比较新颖的写法，即弃去一切过渡，让文中人物都以第一人称说话。这一来，化险为夷，一箭双雕。一方面故事更加纯粹；另一方面，顺序的打乱扩大了读者的想象空间。读完文稿，掩卷回思，一个“病”字，让我一时理不出个头绪。该是病吧，为了安全，更为了刻骨铭心，主人公胡方竟把情人江岚所赠的戒指缝在皮肉里；又怎能是病，他写的爱情诗纯净得几无人间烟火气：“一见心相领，再见意缠绵。早起思倩态，晚念其名眠。…‘水清发蓝色，情到痴时颠。叹不常厮守，徘徊身影单。”思来想去的，忽然悟了，何必那么了然，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正是艺术的魅力么？
平凹的“善变”，怎么就让我风马牛不相及地想起了《浮士德》，想起歌德笔下那个总持不同政见、惹得浮士德大光其火的靡菲斯特——“否定的精灵”。你看，当年《浮躁》一竣工，他就宣布着这种写法已成过去时；无独有偶，《病相报告》甫复印，他又忍不住要表示对这种写法的厌恶。有来访者，人家刚一提到此书，他就忙问，有没有看到他发表于2001年7月号《人民文学》上的新作。那场面我未亲见，但想象得来。恍惚中，平凹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唇边，狡黠地眨眨双眼，颇有意味地说：“打住了，先生，那不能说明问题，这才是我的风格。”
言中提到的新作，就是收在《听来的故事》里的中篇小说《阿吉》。
《阿吉》是《阿Q正传》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个回响。学界曾有惑：为什么阿Q是一介农民？也是。表示愚弱的国民性，那载体可以是职员，可以是商人，可以是知识分子，乃至贩夫走卒者流，而鲁迅怎的偏就选了农民？是农民人数众多，是农民表现充分，还是指东打西，用了曲笔？鲁迅总有他的道理。而平凹这样选，只怕还是由于他对农民、对农村生活的熟悉。
阿吉进城、回乡、再进城，完成了从阿鸡到阿吉再到阿鸡的回归。作为一个他捉弄人人也捉弄他的村中的“另类”，阿吉栽在说“段子”上，荤素不拘，说长道短，本也没有什么，他不该说到了“腐败”问题。这一来，他的下场不言而喻了。调侃揶揄中的一转，不能不是平凹意味深长的一笔。
“士”卷是平凹的两部散文集：《敲门》与《五十大话》。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读者，认识平凹，只怕都是自散文始。而平凹在这个文学体裁上的工力和成就，当之无愧的，可占一个龙头老大的地位。
西部散文，因出于近年，便境界愈见高远，手法愈见老辣，譬如他的《残佛》。文章这样开始：“去泾河里捡玩石，原本是懒散行为，却捡着了一尊佛，一下子庄严得不得了。那时看天，天上是有一朵祥云，方圆数里唯有的那棵树上，安静地歇息着一只鹰，然后起飞，不知去处。”寥寥数语，就把你带到一个安谧的境地。“群居防口，独坐守心”，平凹是个有宗教感的人。是因了虔诚吧，这尊偶然拣来的、只剩下莲台上一脚一手的残佛，被他塑造出一份充满空灵的美丽。值得一捉的，还有他的《观看OO年世界杯足球赛》，共计二十八篇文字，是一组颇有见地又饶有意趣的关于当代体育赛事的妙文。说他有见地，比如，他这样评判决赛时两队的阵容：“一边是生死一卡恩，一边是存亡三尔多”。说他有意趣，你看这句：“（瑞典人）瞬间的疏忽给了塞内加尔人针孔大个洞，人家就钻进来筛子大的一团风。”还有呢：“但是，美国人还是进了八强。一条裙子，对于贵夫人无所谓，贫苦的农妇就可以穿上出门了，上帝偏把裙子给了贵夫人。”例子不必举了，总之是，读来能让你笑倒，却又让你在笑倒中深思。
“非常良民”：基层的精英“游离”与“上升”
■ 张大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表现一个地域的山川人文是许多作家的梦想。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里面自诩为法国社会的书记；福克纳尽心地描绘“邮票般”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那个马孔多的小镇子则是马尔克斯梦魂萦绕的地方。这些作家都试图创造出一个个独立王国，并且有声有色地为这些王国撰写历史。通过这些小说，人们可以结识一批过目难忘的性格，每一个性格所衔含的不同历史故事片断；人们还可能看到种种奇异的风情、建筑和地貌，这预示了某一时代不退的烙印。我时常在探问，作家为什么如此痴迷呢？他们想分享上帝的光荣吗？蔡测海的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作为我们时代难以退去的烙印，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作者如此执著于民间社会的书写，到底寄予着怎样的人文理想？
在八十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寻根”热潮中，中国的许多作家也试图通过对“边缘文化”与中心话语的反思来完成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层思考。我不知道这股思潮是否对蔡测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许多作家都把笔锋转向对边缘文化、边缘群体的书写，这其中的缘由本身便是颇费思量的。孔子曾说过：“礼失，求诸野”，可见我国很早以前就存在着一个居于“朝”之外，叫着“野”的民间社会。这个“野”独立于“朝”，又与“朝”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是对立的，有时又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也许正如孔子所说，当“朝”这个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