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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南生：
八十年代是农村和政府的蜜月期，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而且相当敏感。当时有学者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现在维护农村稳定的资源是什么。有人得出结论，当社会各种评价体系，例如财富、声望、学识等，成平行状态时，社会就容易出现问题。当各种评价纬度不平行时，社会就会相对稳定。但是，当有人问我“你们这样的结论有什么作用，传统乡村的田园生活还是否可能再出现吗？”我无言以对。
另外，很多文化的、宗族的东西在日本人侵略的时候就已经被破坏。我采访过一个地区，那里有一个横跨好几个村，专门为老年人举办葬礼的组织。日本侵略时期，这些村基本上停止了一切串门的活动。
我们还要看到宗族活动的变化过程。有一个北方的村子，他们在逢年过节时要拜见村中最有威望的人，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他们要拜见的人就变成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和官位最高的人。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又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拜见三个人，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官位最高的人和最富有的人。
村民选举中的政治参与
主题发言
杨善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我讲一个家族联网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影响。
我们一直比较困惑的问题是，我们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看法，和农民对它的看法是不同的。在调查中我们观察到一个家族联网对村民选举进行干预的事例。这个村都姓“切”（音），这是一个很少的姓，据说全国只有五千人。这个村里有个姓“张”的企业家，他想参加村民选举。全村一共四百多人，在得到全厂职工支持的情况下，第一次选举他得到180票，没有达到半数。其他几位候选人也没有得到半数以上，因此这次选举失败。第二次选举，村中的党委书记开始操作这件事。党委书记姓“切”，他私下联合同姓的村民，在第二次选举时得到超过半数的选票。他们自己把这种形式称为“联网”。
农民对村民选举看得非常实际，他们会把过去党的政策和村民选举联系在一起看。过去搞“文革”、搞四清，比如他们记得在搞四清的时候，生产队的会计有问题却逃脱了惩罚，他们从此对一些政策有不信任感。他们想，你管我，我也可以管你。于是他们利用党的制度为自己用。原先我们引进制度的想法就会因为他们的理解而产生偏差。
因此我们要去理解农民的行为，并且对农民的行为作出符合农民行为本意的解释。而并非通过我们的理解去解释他们行为的意图。我们怎么评价我们的政策，就要看它是不是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农民怎么表达他们的利益，通过什么行为表达他们的利益。实际上，农民的智慧是很高的。我举个在四川调查时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有个当了很多年的村干部，1983年因为计划生育工作出了一些问题——村里有个男子依照政策可以不作手术，可是乡里变了规定，要求他一定做手术，并让这位村干部把通知发给他。结果男子因为做节育手术死在手术台上。这位村干部因为这件事情想离职，于是在村中选举时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候选人名单的最后一位，因为他很清楚村民选举一般都只选写在前边的候选人。恰好查票时乡党委负责人外出办事，于是村干部经过选举顺利下台。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对体制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些鲜活的东西提供给我们一些素材，让我们思考它背后的社会和政治意义。我们的研究就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下来的。
詹成付：
我听了报告，抓住一个核心，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到了乡村，一些乡村干部凭借自己对政策制度的了解，参与、操纵、创造游戏的运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
仝志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我的报告是我博士论文的总体思考和结论部分。我论文的出发点是观察村民是怎样参与到选举的过程中的。他们对参与选举行为的价值是怎么从自己的行为去进行理解的。虽然村民选举制度已经成为定式，但是在学理上的挖掘是应该继续下去的。在众多的研究中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对农民行动单位和行动认知进行充分的讨论。我通过四点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点，从村庄社会网络的角度理解农村社区。观察农民选举行为，就要对农民参与政治的基本空间有一个理解。一般来说就引进“社区”这个概念。那么社区是怎么结成的？我利用村庄社会网络将其分为二类：集体社会网络和群体社会网络。通过集体社会资源结成的网络叫集体社会网络。因日常社会关系形成的小范围的网络叫群体社会网络。村庄的网络是由这两种网络编织成的，而且对于不同的村民，网络的边界是不同的。村庄的边界是固化的，但在村庄生活中村庄社会网络内部存在着资源的流通。还有一种身份的认同。这样我就利用这两种网络的概念铺垫了村庄社会的社会背景。
第二点，村庄政治行为是一种多个村民共同发生的行为，我用“村庄社会关联’’来概括村庄社会网络内部村民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社会关联存在于村庄社会网络内部，并且以内部的资源流通为基础。社会关联因寄寓的社会网络不同而分为集体社会关联和群体社会关联。通过我的调查发现，不同的村庄其支配的性质和程度是不同的。不同的村庄社会关联的结构是导致村民采用何种参与选举方式，以及他们积极性高低的基础性的标志。
第三点，用村庄社会关联来看村民选举情况时精英动员的方式和效果以及村民参与选举的实态。村民在选举时可以选择自己的倾向，有些村民可能会选一个强人，有些可能会选一个恶人。
结论部分是一个扩展。如果说村民选举是在村庄中进行的，而且大多数村民政治选举活动都基于村庄社会网络之中的村庄社会关联，能不能说村民参与的就是关联性参与？我于是提出这个结论：农民的政治参与是一种关联性参与。并试图将其运用到对农民政治行动的分析之中，提出”关联性一致行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
我想从对河北武安“一制三化”的制度创新的案例分析中，谈一谈对制度创新的有关理论问题的几点思考。
第一个理论思考是制度创新的原因。中国的制度创新既是危机推动的结果，又是利益驱动的结果。武安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村委会通过海选的方式选出来后，很多人鼓动村委会说：“你是我们两千多人选出来的，党支部是几十个人选出来的，当然应该你说了算。”很多村委会主任也觉得是这么回事，所以就去抢权。另外一个就是村民本身认为自己选出了村委会主任，自己理所当然参与，因此村民参与的热情高涨。这时党支部面对村委会感觉自己理虚气短。这样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就是村委会争权，党支部合法性减弱，乡镇就感觉到自己推行工作困难。原有的体制很难行得通，因此需要体制创新，使县和乡的工作能够在村里贯彻下去。这是县、乡愿意制度创新的原因。
第二个理论思考是一项制度创新何以继续下去。我认为，制度创新需要制度的供给方和制度的需求方都能够从中受益。我先介绍一下“一制三化”。一制三化就是六会议事。六会就是村民会议、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村民委员会会议、两委联席会等。这里强调最多的是两委联席会，即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共同参与决策的联席会，很多重大决策就是在两委联席会上决定的。这是重要的决策机制。财务三审，原来财务由支部负责，现在村委会的权力加大了。公章双签，公章在农村非常重要，现在公章必须由书记和村长同时签。还有四制监督等。“一制三化”是权力分享和制约的机制。一制三化中支部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两委共治，村庄精英参与。它是一种制度性妥协，支部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同时村委会也有了一些权力，如公章、财务方面的权力等，村民也有了参与的手段。这种制度创新，让各方都分享到了一些利益和好处。从供给者来看，乡、县下属的五百多个村庄中原有二十多个支部的工作很难开展，这些村庄的矛盾现在得到了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的创新中，制度的供给方和制度的需求方都能够受益，满足了制度创新的诺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