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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和士俗流晶的分化，是刁讼泛滥的肥沃土壤；民间角斗门阀、逞气好胜的陋习，也是讼狱普遍滋生的社会心理认同；而民众敢于公开捍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人身权利，常常被诬为刁民健讼，则是封建专制压迫群言的一贯伎俩。（同前）推行法治，倡导法治精神，提高社会公民的法律文化素质，是预防社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也是法律文化的基本内涵。法律文化，尤其应体现法治对公民的人文关怀。其核心，体现在判词上，就是人情人理、平等和公允。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这一点特别敏感和重要。
宋代有“清介自守”之誉的黄震（字东发），曾在抚州等地为官。他在《词诉总说》中说：“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雠，邻里化为仇敌，贻祸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但世俗惑于一时血气之忿，苦不自觉耳。抚州礼仪之乡，何有于讼，近亦间负珥笔之谤，识者固羞之，况当饥歉之余，正宜省事之日，譬如病后，将息为上，又岂人户争讼之时。惟是当职德薄，不足以任教化之责，恐或者未能忘讼，勉为依例门放，以通民情。”（《黄氏日抄》卷七《词诉约束》之一，见《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五）可见，通民情，从实际出发，执法过程中注意实施人文关怀也是中国古来法律文化的优秀传统。
出于对当事人切身利益的考量与选择，适当地采取劝解、调节手段使之“和息讼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如清代黄六鸿在《劝民息讼》中所说，“息讼之要，贵在平情，其次在忍以情”，除所谓“私了”之外，并非一概都是缺乏法律意识的表现，反而也是法律文化的一种人文关怀体现。同“讼争”一样，都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和法律的公正严明。同时，既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又可预防、减少社会犯罪。基于此，清代吴宏《纸上经纶·词讼条约》提出的“凡民间口角细事，亲邻可以调处，些微债负，原中可以算清者，不得架词诳告”，不无道理。且再看有清一代著名怪才郑板桥出任山东潍县（今潍坊市）知县七年里的部分判词片段：
（1）据称王小胖外出五年不归，究在何处？作何生理？有无音讯？夫妇大伦不便因贫而废。着王振先同原媒据实复夺。
（2）妇必恋夫，尔子相待果好，焉肯私自归家？应着尔子以礼去唤，不必控。
（3）同堂兄弟视为仇雠，无怪乎于茂勉之不理于尔也。仍自央人理说。
（4）孀居寡妇，应善尾抚恤，何得纵子逼嫁？姑从宽准息，再犯倍处。
（5）尔有粮银四两七钱，非贫士。可知束惰应听学生按季自送，何得借完粮名色横索？不准。
（6）查阅合同有不许栋与族人伤折一枝，则尔未便砍卖。尔果贫穷，应自央该族人量为周给。思人犹爱其树，况先陇之松楸乎。
（7）本县不忍尔等同室操戈，批令族长支众理处。仍抗违不理，可恶已及，准拘究。
其中，（1），强调了“夫妇大伦不便因贫而废”；（2），面对公婆诉讼儿媳离家不归，主张应“以礼去唤”而非由官判归来，在于可以保持亲情；（3），强调了应关照和维护兄弟亲情；其（4），姑且“从宽准息”的目的，在于既保护了弱者的利益，又给家庭重修旧好留有余地；（5），依情理痛斥欲赖儿童学费的家长，要其自省；（6），讲了贫穷亦应取财有道的道理；（7），由于不忍坐视讼者“同室操戈”，劝之自行调停息讼重修旧好，但若“仍抗违不理”，则将视为“可恶已及，准拘究”。凡此，用意皆在于执法之际施以“道德教化”，力求尽可能地化解矛盾纠纷，预防、减少违法犯罪，足见其用心良苦。
在有些案例的判决过程中，最后的判词或许完全符合司法文书的规范。但是，完全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似的判词，往往缺乏力透纸背的法律文化所应有的人文关怀。法律文化包含着法理与法律所规定的强制性规范措施，同时也包括着法理而外的道德教化这种文化功能。且以判牍为例。判牍是法律文化的重要载体与体现。高质量的判词既可体现法理的公平与法律的威严，也是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预防社会犯罪的特殊形式，可谓一种德治与法治教育的有机结合。
一种例行的司法文书，真的会有什么道德教化的文化功能吗？且看最近的一份案例报道。据报道，不久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裁判文书进行重大改革，出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试行规则》，以强化事实论证和裁判说理为重点，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具体体现诉讼的全过程。裁判文书除要求写清双方当事人名称、案由、合议庭成员及审判长和主审人、是否公开开庭审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出庭应诉等基本要素外，还要写明起诉（上诉）与立案（移送）时间、开庭时间、转换程序情况、发回重审、追加及变更当事人情况、反诉以及变更诉讼请求、延长审限、管辖权异议、中止诉讼、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和交换等审判过程的基本情况，让当事人对审判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突出依法论理。对案件适用法律，要从法理上、法律上进行充分论证。从争论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或所实施的民事行为是否有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予以支持及理由；当事人对争论的问题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和承担何种责任；对争论的标的物如何处理；判决所适用的法律和适用该法律的理由等方面，紧紧围绕争论焦点，逐一展开说理，逐一进行评述，把情、理、法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使裁判文书全面体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不仅使胜诉的当事人满意，还要努力使败诉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
由此，2002年8月30日，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的结尾部分出现了首例“判后语”，而且是一份“充满人情味”的“判后语”。据报道，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王惠丽在审理一起解除同居关系案件时，有感于父母双方均不愿意抚养他们同居期间所生孩子而写的。当事人郝某和许某因不到法定婚龄，未经登记而同居生活。当双方因感情破裂而在法庭相见时，却又都不想抚
养年仅5岁的儿子。父母的无情使王惠丽法官感触颇深。在综合各种因素将孩子判归女方抚养后，她又在判决书的结尾部分写下了语重心长的“判后语”，希望通过“判后语”对双方当事人给予劝喻，使他们能尽父母之责。这个民事判决书的结尾部分写道：“每一个孩子都有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幸福童年的权利。孩子是无辜的，既然给了他生命，无论有何困难，都应该将他抚养成人……”。报道说，这“判后语”对双方当事人的触动确实很大。原来不准备抚养孩子的女方当事人看到民事判决书上的“判后语”后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力照顾好孩子。而作为父亲的郝某看了“判后语”后也惭愧地说，自己不想要孩子的想法确实不对；虽然孩子判给了女方，但今后自己也要从多方面去关心孩子，真正尽到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和义务。在庄重的判决书上写下富有浓厚人情味的“判后语”，在法理之外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的全新办案方式。今年5月开始在我市法院系统实行的《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试行规则》规定，在有条件和必要时，法官可视情况在裁判文书后附设法官判后语，体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沈阳日报》2002年9月2日，李全毅文）
再如，也是一桩离婚案。三十五岁的天津市民孟某与陆某，结婚十年之后夫妻感情陷入了危机。2003年3月，丈夫陆某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妻子孟某表示同意。可是二人也是在财产分割和孩子归属争执不下。一审法院判决八岁的儿子小凡随父亲生活。孟卓不服，提出上诉到中院。中院的王法官经过对双方当事人深入细致地全面调查了解，看出双方都是真心爱这个孩子。在权衡各方面利弊之后，这位法官认为，从孩子成长的角度看，由母亲抚育会更有利。孩子也道出心里话：“我愿意跟妈妈。”法院最终将小凡判由孟某抚养。于是，王法官在离婚判决书中又一段“法外”的文字——判后语：“夫妻自相识、相知到相恋、结婚，均曾为此付出过真情；夫妻一场乃人生机缘，婚姻不复情义应驻；爱情不再，恩情仍存；不做夫妻，尚可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