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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经学看作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是现代中国经学史研究反思视角的立论基础。用周予同的话说，“中国经典的本质，不仅是学术的，而且是宗教的，尤其是政治的”（《治经与治史》，同上书，第621页）。因而就需要对其宗教性和政治性加以批判。但这种批判首先是通过学术性方式进行的，也即是上面所提到的科学地重估价值。周予同认为，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懂得经学；第二阶段才是研究经学’’（参见《怎样研究经学》，同上书，第627页）。这个研究思路直接影响了朱维铮先生的研究。“懂得经学”的方法，按朱先生的解释，“一是必须重新考察相关历史资料，二是必须重新论证可作研究出发点和依据的基本史实，三是必须就史论史地剖析经学史行程中的形态差异及其内部联系”（《中国经学史十讲叫、引》）。
朱先生的这个解释，虽直接遵从了其师的原则，但反思的方式显然更加学术化。不过，对经学的学术性反思在当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如朱先生所言，近年来的经学研究“了无新意”（同上），这恐怕与我们晚近以来的超越式的研究路径有关；另一方面，经学在近代以降虽逐渐被社会所遗弃，但其所附的固有的意识形态气味仍未散尽，且不断衍生出现实的变种，这也给纯粹的研究带来了困难。而更重要的是，经学研究所要求的基本功，绝不是短期内能够练就。这种种问题，至少从另一角度揭示出经学及其学术传承在当今的危机境遇。
构建清季民实国家与学术互动的历史
■ 张仲民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利，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知识论危机，在这样的大语境下，心理上处于“失序’’（Anomie）状态的晚清中国士人对于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为“学”，在西力冲击下，国学是否有碍于近代中国“走向世界”，以及国学自身怎样因应时代、在中西“学战”中脱胎换骨地“走向世界”等问题开始了思考。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就是罗志田对这些“思考’’及其演变的一个基本梳理。罗志田认为，这个梳理“不仅需要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梳理探索，而且应该从思想史（有时甚至包括社会史）及思想与学术互动的角度考察分析”，“最后也涉及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国学术怎样因应西方学术的冲击、怎样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国学’怎样为社会所认知以及学人自身怎样看待其研究对象等面相”（《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5页，以下未标出处者皆为本书页码）。
庚子义和团之役后，在内忧外患的刺激和“近习西学者鄙中学为固陋，习中学者视西学如皮毛”的情况下，“须知学无中西，惟求有用耳！”（《陈黻辰集》，中华书局1995，第1198页）新旧朝野各方为应对危机，普遍讲求“致用”和“学要有用”，以便能“退虏”、“送穷”；有人还逐渐认识到了中学在物质层面上是“无用”的，更甚者有人还认为中国根本“无学”，这见解对于非常强调学术与国家之关联的国粹学派人士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国无学不立”，中学既然无用，那就非“学”，要其何用？还哪有国粹可谈！因此，国粹学派认为“‘国学’实不能‘无用’且不能不是‘国粹”’（第1…32页），但面对当时中外抗争中的多方面失利这一尴尬而不容易回避的问题，国粹学派不得不开始重建“国学”的努力，区别于固守传统经典者，他们对传统学术进行了推倒重建，向非正统的古代典籍寻求光荣与思想资源——重新梳理“古学”和区分“君学”与“国学”，甚至干脆不言“学”之有用与否，或者试图去表明中学至少在其他方面还有一些用等，他们还向“学战”的对手——西学寻找思想资源，对“国学”进行当代诠释，赋予“国粹”（或“国学”）以宽广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至将与其实际上是对立的西学也包括进来，作为自己“合法性”（Legitimacy）论证的主要依据，但这样的“国学”早巳不是原来的国学了，而已经成为一种“新国学”了（第81页），当然国粹学派所说的“国粹”也早有向西学和欧化开放之义，《国粹学报·发刊辞及（略例）》开篇就说“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第21页），《国粹学报》实际取得的结果究竟如何可存而不论，但中学要待西学这个“有生命力的传统”来为之“证明”确实是事实！
作者还提醒我们注意，由于“近代中国的多歧性这一时代特征”，“那时不仅区域发展不同步，就是思想、社会和学术之间也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发展不同步；各种通常被视为冲突的人物和社群，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互相渗透、覆盖甚至重合”，因此“任何派别的划分都只能是模糊而非精确的”、只是为“写作便利”（第19页）；实际上，“当时所谓‘派别’的社会分野异常错综复杂，一些政治上对立的派别在文化上却可能分享着同样的观念，而某些在思想上比较接近的派别在学术上又相当对立”，以“简单划分派别而论证的方式虽然醒目易读，却可能无意中修改了历史，从而误导了读者”（第141…142页）。譬如在本书第三章（第83…142页），庚子后的朝野双方在政治上相当对立，但在文化方面，清季朝野皆曾有保存国粹的愿望与具体的努力，“存古”与“保存国粹”取向非常接近，另外，朝野双方还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中西调和的取向，对稍后所谓“欧化”取容纳态度，而非完全排斥，“政府与民间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思想资源”，都是“大致遵循温故知新或‘新旧相资’的取向，希望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但是，朝野在保存国粹方面有共识，当然也有对立，在野的国粹学派大致是“保存’’与“复兴”兼顾，而在朝的张之洞则是“存古”更侧重于“保存”。不过，当时仍有不少人更多看见国粹与欧化相冲突的一面。同样以欧洲为学习榜样的反清的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就认为中国“古学”缺乏可开发的思想资源，秉持“超人超国”立场，明确表示不赞同“古学复兴”而主张直接走“欧化”之路。
在清季最后几年，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和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与其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和语言文字的改革成为朝野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的问题，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的“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情况下，连本来对欧化持开放态度的国粹学派，特别是章太炎等人，因其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即落在语言文字之上，不能容忍“废弃汉文”、用“万国新语”来代替中文，于是与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弃国粹而欧化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始则是“东瀛文体”，继而是关于采用“万国新语’’问题，最后双方论辩又上升到“种界”与“学理”层面，其所涉及的问题甚至迄今还讼而未决（第143~217页）。罗志田在研究中发现了双方争论中的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即章太炎屡斥吴稚晖崇洋而为“西方牛马走”，吴稚晖则不断贬章太炎进化层次低而“野蛮”。这当然不只是互相攻击，实揭示了各自的价值取向；不过，吴稚晖基本不以崇洋为耻，而章太炎则总欲表明自己并非野蛮，又提示出当时世风的趋向（第207页）。实际上，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也揭示了“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第7页）。这里作者并没有提及吴稚晖与章太炎那段私人恩怨，不知道罗先生这样的忽略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不过，依据吴、章的个人性格（吴、章二人的意气之争一直延续到他们晚年，参看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9、969页），这段私人恩怨应该会对二人立论有所影响，而且影响不会小，二人争论中所表现出的对立有多少是为打击对手而故为高论的地方，这都是我想了解而作者这里没有涉及的。
五四时期影响广泛和参与者众多的关于“整理国故”的争论，虽然是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以《新潮》和《国故》为主要阵地的思想论争，但却真正使国学／国粹重新回到了当时思想言说的中心地位，论争双方的相同之处并不少，且延续和发展了晚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