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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门口。同时，她请电梯生再开下来拿我们的“必需品”。这个电梯生是位年岁大的人，他管我们叫“三位祖母”。他送我们上去后，真的再开下来，以为只有三个那种出门过夜的小旅行包好拿，谁知丽安大包小包的，一包包拖出车来，有器械、有行头，还有“古古怪怪的东西，像古时乡下包扎东西那样扎成一捆捆的”。他真以为自己的眼睛老花了。“你在跟我开玩笑！”他惊骇地说。除了数不清的大小箱盒以外，还有垫手臂的、扶住走路的架子、茶壶。泡茶的草药、热水瓶、吃的东西、枕头、毯子等。“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带这些家伙到医院里来的。”楼上他们一定不准，“等下我又要一样样搬下来。好心的太太，算了吧。”他请求着。
丽安解释给他听，每一包，每一件，都是那三位“祖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同时给他一笔可观的小费抚痛，才解决了问题。等丽安上来时，看见电梯生还在摇头啧舌，把我们的东西都放在走廊上。这时，走廊上挤满了护士、实习医生、工友，大家都听说有某种侵袭来临了。后来传呀传的，又传到全院，说是一位中国皇后和她的侍从搬进一间私人病房里了。
可是我们的病房里，没有一件事可以让我的王权统治。房间很大，在电梯边的角头。里面已铺好了两张普通的病床。还有一张低矮的小行军床靠在墙边，是为“助理护士”预备的。我被推进去的时候，中国玛丽已经给他们抬上病床了。我要护士把我推到行军床边去：“这张才是我要睡的床”我正式宣告。“但是那是照顾你的人睡的”年轻的护士跟我争辩，“那不是病床，我不能放你在那儿睡。” “我一定要睡在那儿”我说，“我从来不敢睡高床。我有不平衡的毛病，睡高床会头晕会掉下床来！” “床边有围杆呀”她紧张的请求。“我不要围杆，我要睡在矮床上！” “对不起！女士！我不能让你这样做。” “啊！但是你一定要让我！”我坚持。“我去问主任！” 她软弱地说。说完就把我的轮椅停放在床边，跑开了。不一会儿，一位体态丰腴神气十足的女士来了。她穿着白衣，手拿一块夹板，夹了许多纸张。从她的双层眼镜后面，她迅速地查阅那些纸张。然后她转过头来大声审问苏珊娜：“到底谁是病人？”“这两位”苏珊娜指着中国玛丽和我说，“我是陪她们的，我跟来帮忙。” “病人只能睡在普通的医院床上，任何人违反此条例，会引致保险的注销，那时我们大家都有得麻烦了！”她像打雷似的大吼。那时黄医生已经在场了，眼看着我们上演的戏剧一步步进入高潮。他很温柔却很坚决地解释给我听，我一定得睡在医院用的病床上。我终于答应了，心中祈求主保守我在那座白山上，正像祂以前保守我经过许多山谷一样，护士长看见我不再闹事了，高兴得吻我，谢谢我合作。
我们两几乎立刻就开始了接受检验。我们被推下楼，从这间房推到那间房，一架架的机器凶狠狠地瞪着我们。对于我们两人，这些检验真是试炼与苦刑。中国玛丽已经又虚弱又疼痛，我又累又晕，而且日常的生活程序都大大搞乱了，使我们非常难受。那天晚上我们受更详细地检验，检验了整天。到晚上十一点，外科主任才把我的轮椅推到一边，跟我说：“我很抱歉的告诉你，李曼小姐眼睛从前断过一条血管，留下了疤，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替她开刀。” “如果开了，她会怎样呢？”我惊惶地问。“她可能会大量出血，死在手术台上。”医生很严肃地回答。“不开刀怎样呢？”我探索地再问，“她会极其痛苦至死”医生不太情愿地回答。
太空人飞往月球的途中，一直要跟德州休斯顿的总部保持联系，取得指示和修正；我也照样将我的心，藉着祷告，时常保持与我的总部主耶稣联络。我求祂现在给我清楚的指示，祂真的给了。我接着对医生说：“好的，如果她两条路都是面对死亡的话，我宁愿她从手术台上到主那儿去，不愿她这样慢慢痛苦至死。” “很好”外科主任说，“等我跟另外三位医生商量一下”那时已经十一时半了，她和三位美国医生举行了一次密谈。似乎过了极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才再叫我，好像叫到法庭去似的。你愿意签字，负她在手术台上出血死亡的责任吗？”
我的主清楚地引领我回答：“是的，我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签。”我俩被推回房中时，差不多早上一点了。那晚还有好几位护士来，替中国玛丽准备开刀的事。我真是感觉到慈悲的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第三天清早，丽安从她住宿的地方回来了。我们立刻一起祷告，求我们的主亲自做“至大医生”。不久，几个男护士进来，将中国玛丽从床上移到床边的推床上，要推她到手术室去。他们做得那么轻柔，那么快捷，又那么纯熟那么安静，真使我惊奇不已。在我长年的疾痛中，我曾在中国进过七个不同的医院，还进过日本大阪的圣巴伯医院，可是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轻柔的手法。丽安跟着推床出去，但她只能跟到最后一道门的十尺之外。那扇门内躺着许多病人，等待着开刀的时间来到。
我的心再次与天上的总部联络，“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是的，一切都在我主的控制之中。
中国玛丽开刀开了四个钟头，开刀完，黄医生连手术外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了我的房间，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赞美主！手术成功了！”在“至大医生”的看顾下，这些技术高明的医生完成了缝补的工作。中国玛丽还是要很小心，像这样的危急事件还是可能发生，但是我们感谢主，这次在的各方安排之下，我们能及时赶到医院，接受手术。我的检查也给医生们更清楚的诊断，使他们知道怎样保存我仅有的视力。
我们曾经谢绝访客，因为我们需要完全休息。可是，各方友好打来问候的电话，仍络绎不绝。有一位亲爱的老朋友，居然想尽办法，通过了医院的禁关，来到我们床边。他就是密勒博士，虽然他担任宣教士四十年以后，正式退休了，可是他为主做的工作一点也没停止。暗室之后的伊朗文译本，就是他负责预备的。听说他每次在医院里坐电梯的时候都跟身边的人做见证，分福音单张给他们。正是做了一次宣教士，永远都是宣教士！
我们在医院住了十天。要出院的时候，我送给外科医生和护士长，每人一本“暗室之后”。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到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有卅五位住院医师和护士来要书。还有许多人要我在书上签名留念，我都来不及数有多少位了。
回到李曼村的路上，没有那么多事故，可是有更多的喜乐。主让我们在祂的课室中，学习到了另一课程，名为“信靠我，甚至远征费城！”
第廿四章 干妈的手
干妈和我身体还好的时候，我们有时谈到将来的问题。我老是这样说：“假使主迟延不来，而我们必须分离的话，我要您祈求神，让我先上天堂，没有您，我是绝对活不下去的！您在主里面的信心这么坚强，我却这么软弱。”
中国玛丽总是轻柔地责备我：“别这样说，亲爱的，你该让主来决定什么是祂最好的旨意。”
她最后一次生病的时候，我知道病势严重。我不但自己祷告而且重复对她说：“干妈，请您祈求神先将我取去，因为您能面对困难，我却不能。”我又告诉她说：“假使主真的先将您取去的话，我要您知道，我再也不见人，不写东西。我什么也不做，就坐在那儿等。我要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那样：‘关店’。〃
她病得那个样子，还很忍耐地轻声说：“素娟，收回你所说的话，收回！你必须遵行祂的旨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九日晚上，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我感觉得到她的生命在急速溜失中。我在每个人的反对之下，坚持要留她睡在我床上，跟我在一起。我们不能在这么宝贵的时候分开。她这次生病以后，就一直睡在我身边。有时她在半昏迷状态中，翻来覆去，几乎都把我推到床下去了。她的病，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一天比一天更沉重。在那天晚上，仁慈的护士和我，分别握住她的左右手。许久以来，她的手是我们之间唯一交通的办法。她看不见了，话也说不清楚，可是她的手常常伸过来触摸我。我四十一年久病中，是干妈的手，慈爱而忍耐地照应我。最初的十六年，医生诊断不出我的病症，我发高烧，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