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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我失眠了！
我想起了已经听到的关于乔明甫同志的一些有褒有贬的议论。比如说：他的脾气很倔，和秘书、警卫员的关系搞得不大好。他竟然向秘书下令：不准阻挡任何一个想见到他的人，还为此发了些脾气。有一次，他还独自一人跑到机关干部宿舍里，和省经委一个素不相识的工作人员谈了一晚上。他甚至还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一样，直接向有关方面提出：应该取消警卫员制度。批评他的人说：“这未免有些标新立异。”他反驳道：“怕什么？不能再人为地把我们和群众分开了。”还比如说：他为了一个普通服务员父亲的急病，竟然通过个人关系，几次给北京的老朋友打长途电话，要他们代买一种在郑州不好买到的特效药，这显然也违反了某些常规。当然，表扬他的也颇有人在。比如，有些人说：在他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倡议和支持下，郑州市正在建设一个规模宏大的少年宫。它建成之后，在全国也是第一流的。在建设过程中，他不仅事事关心，有一次还冒着大雨亲自去工地检查进度，和建筑工人们谈心。……这些褒贬，可能都各有道理。我了解的情况还较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却要坦率地说：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总希望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身上，多看到一点人情味的东西。
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应该是个人，而不应是个神！
四、一位向前看的省长
在河南，我还曾先后和其他好几位省委负责同志谈过心。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使我受到启发，受到教育。我如果全部写出来，这篇文章就未免太长了。因此，我不得不稍稍约束一下自己，只把和刘杰同志有关的一部分情况，再报告给读者。
刘杰同志的革命经历颇有点传奇色彩。中学时代他就是个高材生，可以直接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以后，他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还在吉鸿昌的部队里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他是六朝古都开封市的第一任市委书记，也是河南省第一任省委副书记；1952年，他被调到中央，担任新成立的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和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同志共过事；接着，又调任二机部副部长、部长，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天作出过努力；1978年秋天，中央着手解决河南问题时，由于他和河南的这些历史渊源，才又被派来河南。
从30年代初到今天，他的工作范围，从地上转入地下，从地下又转到天上，最后再从天上回到地上。作为一个职业的革命者，他在这好几个方面都为党和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许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著名人物打过交道。因此，当我和他有所接触，并且陆续从有关同志那里了解到他的这些经历之后，曾和他开玩笑：“刘杰同志，你的这些经历，如果在西方，简直可以靠写回忆录发财了！”他听后也笑了，说：“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向前看。”
一向前看”，这是刘杰同志的一条行动准则。他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工作又很忙，可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他的外语丢得久了，文化革命中，挨批斗受审查时，有了些空闲，又捡了起来。据熟悉他的人说：他现在的外语程度，比他大学毕业的孩子还要好。来到河南，因为是省委的常务书记和省长，要抓全面工作，他又在学习一些过去不懂的东西。比如：他正在学习系统工程学这门管理的科学；还向小麦专家学习小麦方面的知识；也向水稻专家学习水稻方面知识。他从来不曾反对别人用自己个人的遭遇控诉“四人帮”的罪恶，认为那可以激励斗志。可是，关于他自己曾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诬陷、迫害，他却从不愿谈。至于他曾经做过那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就更不愿多谈了。
在我们的好几次谈话中，只有一次算是例外。那天晚上，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聊天。他又一次向我谈到河南能不能在2000年实现中央提出的每人平均年产值1000美元的问题。他突然想起在二机部工作期间，苏联撤走专家时的心情。他说：“苏修把专家撤退了，我们怎么办？有的苏联专家说：‘你们也要搞原子弹？甭想！等着卖废铁吧！’这以后，总理经常问：‘刘杰，什么时候响呀？’当时我要是自己钻进原子弹里就能够让原子弹爆炸，那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他的个子不高，背稍稍有些驼，说话声音很轻，眼角唇边都带有几分笑意，穿衣服很不讲究。乍一看，怎么也难把他和一个7000多万人口的大省省长联系起来。可是，谈着谈着，你就会被他那亲切的语调所吸引，你会觉得这个表面看来甚至有些瘦弱的身躯里，蕴蓄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对于我们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那一次，他还向我说：“我搞过几年科学组织工作。搞科学，最讲究实事求是，有时却又不得不冒一点险。第一颗原子弹上天，就是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之后，先确定1964年10月要上天的完成期，倒着往前排日程表的。6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了，震动了世界。现在要治穷，要在2000年实现每人每年平均产值1000美元的计划，办成了也会使世界震惊。当然，这次困难比那次还要大。因为，十年动乱把人心搞散了，党的威望也比那时低得多。可是，我们还是应该相信：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是能够把中国人民的力量重新拧在一起的。”
就在今年6月和7月那个热浪滚滚的季节里，他带了八九个人，坐着一辆面包车，从伏牛山到大别山，跑了一个多月，一个一个专区，一个一个县的深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总共跑了6000多公里，7月中旬才回到郑州。他用许多亲自调查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我说明：河南的形势确实有了深刻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还只是开始。他向我谈到，一些长期在农村工作的老公社书记说：这两年，比1957年前、1962年后建国以来两个最好的年代还要好。因为1957年前，还没有经过失败和挫折的教训；1962年后，只是刚刚渡过困难，感到松了口气，对前途还看不清。这一次重新起步，不光变化快，大家都觉得步子迈得比从前扎实得多。
他很高兴地谈到：取得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帮助大家解放了思想，把实事求是这个武器又找了回来。他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要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河南有山有水有平原，矿产丰富，能源不缺，不少经济作物在全国很有名，可以发挥的优势很多。可是，我们过去有山不靠山，偏要把山上的树木砍掉，开荒种粮食，搞一点山区多种经济，就算是资本主义；我们有那么丰富的铝土矿，那么多的大煤田，不发展制铝工业，不搞煤的综合利用，偏要到处一窝蜂地去搞小钢铁；我们的烟叶全国第一，棉花全国第三，本来应以发展轻纺工业为主，偏偏发展了那么多机械工业，造成现在工厂严重吃不饱；黄河滩上的沙地很多，沙地适合种花生，一亩地最少也能收一百多斤，却偏偏要在沙地里种棉花、种红薯，收十斤八斤也要种。这样乱折腾，怎能不穷？”
也许是由于他在战争年代曾经在河南工作过的缘故吧，对于河南的穷，他有着切肤之痛。他谈到：虽然河南的形势已经有了不少变化，可是，全省发展还很不平衡。总的来说，农村比城市走得快，农民生活的改善，也比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明显得多。他这次下去，在固始县城关公社，看望了一对姓陈的老五保户夫妇。老两口子都已七十多岁了，养了108只长毛兔，一年可收入六七百元。单是固始这一个县，就喂了80万只兔子，40万只鹅，一下地，白茫茫一片。郑州郊区有个社员搞副业，自己买了辆摩托车。更不要说全省有名的刘庄、宋庄、白庄、回锅镇这些地方了。那里有的社员，一个劳动力的年收入已经超过1000元，社员急着想买电视机、缝纫机这些高档商品。可是，这样的社、队、户还很少。全省37万多个生产队，年收入每人在100元以上的，只占10。4％，大多数生产队的社员年收入只是60元左右。有一些县和公社，还很穷很穷。为了亲身感受一下穷的地方究竟穷到什么程度，他这次特地到大别山深处的新县看了看。
新县是个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