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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志献余生无心计功过”
让我再补叙一下王树成同志。在平顶山市，我陪同他一起看了好几个工厂。其中有正在兴建的，具有当代最先进水平、全套设备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帘子布厂；有从建厂以来几乎一直亏损，生产管理至今仍很混乱，不少新试制的产品还未从窑内取出就已被偷光的陶瓷厂；还有时好时坏，不好不坏，长期处于中游状态的制革厂、皮鞋厂等等。从早晨六七点钟直到深夜，他和我一起紧张活动了整整一天。接着又连夜赶往另一个城市许昌。
当我们正在许昌调查访问时，他忽然接到留在郑州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同志的电话，说是其他下去的省委负责人都已陆续返回郑州，要他也立即赶回去，参加常委扩大会议。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归程。他走后，我又在许昌、漯河两地做了些访问，然后绕道禹县，参观了位居我国宋代五大名瓷之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钧瓷的发源地神后镇。7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我赶到事先和树成同志约好的会合地——郑州省委第二招待所。
树成同志和其他几位从外地调来的负责同志，还住在招待所内。近年来，我听了不少关于某某负责同志住在某高级宾馆内非法享受奢侈待遇的传说。有些经事后查证，果然并非讹传。这个招待所会是什么模样呢？我很想知道。我到郑州那夜，天已经很晚了。招待所的那幢两层楼房隐在夜色里，很难看清什么。住在楼内的人，包括树成同志，都已经休息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按照树成同志的吩咐还在等着我。他把我带进一间不大起眼的房间内，也很快走了。我倒头躺下，一觉醒来，天色已经微明。我走出楼房，到外面散步，顺便也想看看周围的环境。这里比我想象的要空阔得多，也荒芜得多。相当于一个足球场的范围，只盖了两小幢楼房。据服务人员说：这里原有一片很大的花圃果园，现在已改种了庄稼、蔬菜，还建了一个猪舍。林荫道上有杂草，另一幢楼房前的一个喷水池，已经干得见了底。还剩下的一个面积不大的小花园，也由于管理不善，没有几种像样的花卉，和附近那一大片茁壮的玉米相比，实在逊色得多。这时天已经大亮，我发现昨夜有人告诉我的树成同志所住的房间内，电灯还在亮着。我犹豫了一下，走进楼房，轻轻敲了敲他的房门。
门开了。树成同志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趁着他让我坐下给我倒水的一会儿，迅速地打量了一下他的这间既是办公室又是会客室的住房。由于摆了两三张沙发，一张写字台，一张书橱，这间约有十五、六平方米的房子，让人感到有些拥挤。写字台上有一大叠还没有批阅完的文件，旁边整齐地放着几本《唐宋名家词选》等古典诗词选集。我望了望桌上的文件，说道：“这么早，就起来工作了！”
“年纪大了，睡不着。这已经成了习惯。”树成同志的声音有些嘶哑。
“您患了热伤风？”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的那套中山装，和我穿的短裤、汗衫是多么不协调。
“哎，没什么，吃了点药，好多了。”树成同志漫不经心地回答。
“听说您老伴没跟来？”我扫了一眼里面半间卧室轻掩着的门，又问道。
“嗯，还在湖北。我过去长期在湖北工作，她还留在那里。”树成同志解释着，停了一下又说道，“她身体很不好，患有好几种严重的慢性病，一到夏天就喘不过气来。武汉是个大火炉，今年夏天还不”知道她能不能过得去。我正有些为她担心。”
树成同志的脸上出现了一丝焦虑。我跟着劝他道：“回去看看吧！”
“我也这么想过。”他走近桌前，取出一份下面向省委报告旱情的电报，继续说道，“今年河南也出现高温，郑州这几天都是摄氏四十度左右，有两个专区已经出现旱情，再不下雨，不仅粮食作物要减产，烟叶、棉花这些工业原料，也要受影响。实在走不开啊！”
我们俩都不说话了。我想转换一个话题，便从桌上的几本诗集谈起，向树成同志提出希望能够拜读到他的诗。他听了笑着说道：“我的诗是不能给人看的，拿不出手。诗言志，我不过是借以抒发一点情怀。你一定要看，就请你看看这首我来河南之前写的步陆游原韵的《钗头凤》好了。”他从一叠用宣纸抄好的诗稿中取出一张递给我。这首词是这样的：
风萧萧，水迢迢，黄鹤一去歌声渺。西风烈，沉云浊，一腔热血，十年蹉跎。错！错！错！
暮雨霁，长空碧，枥下梦驰八千里。等闲过，情急切，余生几何，岂容消磨。莫！莫！莫！
我很喜欢这首词里的“一腔热血，十年蹉跎”，“枥下梦驰八千里”等句子，便同他说了。他对我简单地回顾了建国以来几个主要阶段的心情：前17年，自己虽然也办过些错事，脑子发过热，可在主要方面是向上的、积极的；中间十年，个人受了点委屈，这算不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国家的建设被耽搁了，老百姓受了苦；所以，这几年，老战友们在一块谈心，都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想趁著有限的时光，尽可能多做点事情。
他的话时断时续，我信手翻阅着他的另外几页诗稿，其中一首《浣溪纱》吸引了我：
十年尝尽闲滋味，不堪昼永夜无寐，梦断关山路幽昧。苦恨年华成逝水，沃原沥血无应对，东篱把酒孰心会？
我读着读着，心里涨满了苦汁。我觉得：这首词可以成为前一首词的补注，它更加具体地叙述了十年动乱中他那种痛苦的心情。这种心情在许多老一辈同志中具有代表性。我想到：这些革命老同志，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了大半生，现在他们中的不小一部分，包括树成同志在内，可能都要在不久之后逐步离开领导岗位，退居二三线。他们眼看着国家的面貌还没有很大的改变，产生那种紧迫感是真切的。我还想到，在许昌地区，听到关于他的几件事：他在去冬今春两次去那里检查工作，通过到基层具体了解情况，不仅破格提拔了几个中、青年技术人员担负工厂领导工作，还向省委建议免去了漯河市的一位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也遭受到严酷迫害、不贪污、不腐化、奉公守法、在干部中有一定威望，但是干劲不足、行动迟缓、搞“四化”不力的市委第一书记。《人民日报》对此曾有过报导，在许昌地区和全省都产生了震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想：树成同志明明知道要受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仍然雷厉风行地坚持那样做，其重要原因之一，显然就是这种紧迫感。
“有志献余生，无心计功过。”“莫图生前名，应念总战略。”树成同志另外几句诗；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我在随后接触到的其他几位省委负责同志那里，感到这也是他们的共同想法。
在第二招待所小餐厅里，我被介绍给刘杰同志和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现河南省委书记乔明甫同志，以及刘杰同志的爱人、河南省委副书记、郑州市委第一书记李宝光同志，省委常委、秘书长郭坦同志等。第一次和这么多一个省的负责同志在饭桌上相遇，我感到有点儿拘谨。饭菜端上来了：北京风味的捞面条。再有，就是当作盖浇菜的一碟豆芽，一碟豆角，一碟西红柿，一碟炒鸡蛋。伙食这么简朴，出乎我意料。这是偶然的呢？还是经常如此？过了几天，我发现仍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便找了个机会问了炊事员同志。他们说：以往的伙食是相当好的，那时表面上是每人每天一块钱，实际上却是实报实销，亏多少补多少。十几个人的食堂，有时一个月竟补助二三百元。党的《准则》公布后，段君毅和郭坦同志都提出要严格执行伙食标准，其他同志一齐响应，这样便把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提高到一元二角，超支部分一律不报。这个食堂就餐人数少，伙食很不好办，上个月亏损五角多钱，还得在这个月找回来。
段君毅同志哪里去了呢？听几位负责同志在饭桌上谈话，才知道：今天一大早他就和胡立教同志一同到地处湖北和河南交界处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向一位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去了。他们并说，这位中央负责同志还要到郑州来。我不便多问，只好低着头一个劲地大口吃着面条。
刘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