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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听到树成同志的屋里传来他那粗大的说话声。我高兴地闯进去，果然是他！我总算把他捉住了，和他谈了几个小时。
我请他着重谈了和日本朋友交往中，有些什么体会。他说：“日本朋友对我们确实很友好。他们的技术很先进，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再不能办从前那样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糊涂事了。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哦们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过三个十年才逐渐富裕起来。第一个十年，是饿着肚子，勒紧裤带，到处借债起步搞经济恢复；第二个十年，是把债还清，自强不息；第三个十年，才是经济起飞，国家和人民都渐渐富裕了。贵国在50年代步子是快的，以后由于人为的原因倒退了。现在重新起步，比我们当时起步的条件还要好。用不着那么多年，就可以赶上我们。贵国现行的施政纲领，搞四个现代化是明智的，受到日本各界欢迎。’我觉得他这番话是诚恳的。我们的党，‘八大’以前政策是对的，各方面都出现欣欣向荣气象。‘八大’还提出反对个人迷信问题，要是按那个路子搞到现在，国家已经很了不起了！”
这时我才想起：他在来到“五建”的第一次会议上，为什么会那样强调党的“八大”的重要意义。他的话又转向另一个方面：“我们和外国朋友打交道、做生意，应该重合同，守信用，多做友好工作。可也不能见到外国人，就觉得矮三分。日本的技术是比我们先进，不承认不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每一种技术、每一个人都比我们先进。这也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点不甘落后的精神。去年12月，中日双方第三次谈判，因为我方拖延了进度，他们就很自然地产生不信任。他们明确提出要我们负担逾期期间日方技术人员的费用。我说，我们能够把时间抢回来。他们还是很怀疑。直到今年6月他们两次来看时，才算信服了。有位专家当面对我说：‘不客气地讲，各国对中国四化建设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对执行合同工期问题，中国方面往往拖延，我在日本时估计至少要拖二到六个月，看了现场，才增加了信心。’他还说：‘看来，贵公司是有人才的，施工机械是雄厚的，组织是严谨的。’前些时，日本的第一批零批物资到厂，我们经过检验，基本上可以，也有少量不合规格。究竟提不提出来？我们研究了后，觉得还是要提出来，既然是朋友，就要对他们说老实话。我们向他们提出：哪些材料不合规格。他们不相信，总觉得他们的材料、产品，一定会比我们的优越。我们就请他们一道逐一检查这些设备材料，还把我国生产的同类型设备材料拿给他们看。一比，就把他们的比下去了。日本人很有民族自尊心。昨天晚上，他们的代表团长举行酒会，我也去参加了。他自己主动提起这件事，一再表示：‘惭愧！惭愧！’有一位专门负责组织设备材料的雇员，举起酒杯就哭了，说：‘我做为旭化成公司的一员，把这种设备材料送到中国来，感到很难过，很对不起！’我觉得：日本朋友这种尊重事实，珍惜本公司、本国信誉的精神，很值得尊敬。我们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中国人，搞了这么些年还不如人家，也应该感到难过！感到惭愧！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别人笨！过去妄自尊大不对，现在也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也要有点中国人的气魄！要多做点实际工作，给我们国家壮一壮国威！”
“壮国威”这句话，我已经是第二次听他这么说了。他说到这里，也激动起来，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那魁梧高大的身材，就像是一根柱子立在我的面前。这使我又回想起第一次在帘子布厂工地上见到他的情景。我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想象：仿佛那个又高又大的主厂房已经建成，在那些矗立着的用钢筋、混凝土浇成的许多柱子中间，有一根柱子，就是胡学政本人。
难道不是么？我们共和国的大厦，不正是由无数个像胡学政这样有气魄、有胆识，不怕艰难曲折、埋头奋战而至今仍很少为人们所知的人，把它从险些倾倒的状态中重新扶正的么？
五、一位行政二十四级的省农委主任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在我们伟大祖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人材济济。我所介绍的张绍鼎、徐庆耀、胡学政，并不一定是他们之中最为杰出的人物。然而，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顽强的人、勤于思索而又脚踏实地的人。唯其顽强，他们才能够历艰难而不屈，涉逆境若坦途；唯其勤于思索，他们才能够不断地增长知识，增长才干；唯其脚踏实地，他们才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分别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一定的贡献。
要全部介绍我在河南结识的每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同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仍然忍不住还想再向读者介绍一位受到河南省委负责同忐和许多十部、群众热烈赞扬的人，这就是河南省著名的个麦专家刘应祥同志。
刘应祥现任河南省农委副主任。今年五一十二岁。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相当于西方一个大国的农业部长。1978年春天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时，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根据他原来所在的岳滩大队在小麦生产方面创造出来的经验写成的两本书：《高产、稳产、低成本》和《小麦斗争的实践》，获得了全国重大科技成就奖。近年来，他还先后到西德、法国、罗马尼亚等国考察农业。
今天，当人们了解到刘应祥在小麦生产方面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听他纵谈河南省农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表关于科学种田、富国富民的一些颇有真知卓识的见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想到：他在解放前总共只上过不到两个学期的小学，他的这些知识，完全是在生产实践中长期顽强地坚持自学得来的。当然，人们也更难想到：他这个相当于西方一个大国农业部长的人，这个早就在河南全省以至全国有着较大影响的农业专家，直到不久前还只不过是个行政：二十四级的干部，每月薪金才只四十多元。
刘应祥成为小麦专家，是从1952年他作为互助组长去农场参观时，拽回四穗“碧蚂一号”小麦开始的。三年后，岳滩全村有2200亩土地种上了碧蚂一号，亩产由100斤翻到333斤。从此，他们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后来，岳滩全村由七个互助组发展为高级社，平均亩产提高到380斤。1956年刘应祥第一次上北京，参加了全国劳模会。1958年又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1956年到1958年，岳滩这个从前的穷村，每年部向国家卖余粮三十多万斤，一季完成两年征购任务。
可是，也就是从1958年开始，岳滩走了一段急剧的下坡路。那一年，全国刮起一股只凭主观意志，不顾事实，不顾客观可能的浮夸风，河南更走在全国的前面。报纸上差不多每天都有套红标题的特大喜讯，一个又一个高产卫垦接着出现。小麦由亩产千斤，达到二千斤、三千斤，以至一万斤、几万斤。刘应祥十五岁就当长工，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坐镇在岳滩大队的一位从上面派去的领导干部把他找去，硬要他谎报产量时，他当即顶了回去：“小麦是地里长出来的。地里长不了那么多，咋报？”
这位领导人劝他道：“你是全国劳模，现在全县都成为小麦千斤县了，岳滩还报几百斤，能够过得了关吗？你自己的面子也难看。”
刘应祥说：“我难看点不要紧，小麦报多了，咋交公粮？不能让社员跟着遭罪。”
这位领导还想说服他：“毛主席号召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就不相信你们鼓鼓劲，就不能达到亩产千斤？”
刘应祥认真思考起来：“个别的，也许中！”
这位领导人高兴了：“好！有个别，就会有一般。”
于是，没多久，岳滩也成了小麦亩产千斤队。刘应祥知道后，已经无法挽回。那时到处都在拔白旗，刘应祥也还没有那个胆量。他只得和几个大队干部商量，硬着头皮又犯了个错误，把实际耕地面积做了压缩，这样，总产没变，单产却提高了。岳滩大队社员到现在还很感激刘应祥犯的那个错误，因为这么一来，在随后两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时，岳滩大队没有饿死一个人。
刘应祥后来还被调出岳滩，当了一段脱产的公社副书记。不管他是多么想为群众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那么一个“小不点”基层干部，又怎能挡得住已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