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兴急难心”、“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其望中的月是“孤悬破碎山河影，苦照萧条羁旅人”，其笔下的菊是“惟有金石心，凛凛常不改”，还有腊梅是“着此数枝更清纯，不辞耐冷立阶前”。
其《虞美人》所流露的也是一腔愁苦，常为世人嘲弄：“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剩水已无多。
夜深案牍明灯火，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其《双照楼诗词稿》中最后一首《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沉痛异常，也每为论者讥讽：“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经几度兴亡？”
汪精卫这时还有一诗《读史》：“窃油灯鼠贪无止，饱血帷蚊众不飞。千古殉财如一辙，然脐还羡董公肥。”以鼠、蚊为喻，以汉末董卓贪得肠肥腹满最后横尸街市被点燃肚脐的结局为例，讽刺人性的贪婪。汪氏天真，居然不明白相对于“汉奸”这十恶不赦的罪名，贪官污吏聚敛财富搜刮民脂民膏又何足道哉！贪官污吏骂汉奸可以唾沫横飞，汉奸骂贪官污吏却不免滑稽。
1944年11月9日，汪精卫客死日本名古屋，后归葬于南京中山陵一侧之梅花山。抗战胜利后，其坟墓被炸毁。据说陪葬品惟有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和一本手书诗稿，其中最后一首题为《自嘲》，字迹歪斜，想是绝命之作：“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注释：
〔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页。
〔2〕历史上的国家祸患与红羊劫运的周期并不完全吻合，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1851年，就稍晚于1846丙午年。
〔3〕《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屋1985年版，第539页。
〔4〕洹：洹水，今称安阳河。
〔5〕语出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张遇、王娟编：《老北京写照》，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版。
〔6〕钱钟书《题某氏集》：“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见其诗集《槐聚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7页。
〔7〕转引自1930年版《小休集》，编者曾仲鸣跋。
何谓“知识分子”？
？ 景凯旋
我们时代的政治、伦理、社会和哲学问题不是将个人从国家以及国家机构中解放出来，而是将我们从国家和个体化形式这两者中解放出来，而个体化形式与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许今天的目标不是要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要拒绝我们是什么。
福柯：《主体和权力》
这个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什么是“知识分子”？二是谁在讲述“知识分子”？目前有关“知识分子”的各种言说，都是试图从主体性的角度去回答第一个问题。这种建立主体性的努力值得赞赏，但不幸却是个浪漫的迷思。中国现代知识者出现在十九世纪末，其称谓几经变换，最终才固定下来。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只存在于历史话语之中，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感受形式之中。因而，与其徒劳地讨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如去探寻这一主体是如何通过福柯所说的“命名过程”建构出来的。对此的考察表明，现代知识者的话语史大抵经历了“士或读书人”、“知识阶级”及“知识分子”三个阶段。
1901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过渡时代”。这是一个孕育着新同时又充满着旧的时代：“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1〕就知识界而言，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也可说是士或读书人的时期。
在传统社会，士为四民之首，他们身兼治统与道统，其知识构成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经邦济世之学，并通过科举入仕，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但随着清末新学的兴起，士的阶层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士人主张实用之学，反对读经教育，另一部分士人则极力维护传统文化，反对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把变法失败归因于中国腐败的士流，并于1902年发表《新民说？芽论生利分利》，对当时在朝野主持清议、反对变法的汉学家、词章家及时务家大加抨击，并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七类人，其中就有“读书人”。他指出，西方的读书人是为了实用，学成之后成为医生、法官、律师、教师和工商业者，而中国的读书人则是学无所用，不通实务，其社会功用是负面的。梁氏对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指控，预示了传统士阶层的解体，同时也开启了后来几十年知识人的原罪感。
翌年，邹容在国内发表《革命军》，将四民之首的士称为“读书人”，抨击他们醉心于科名利禄，“实奄奄无生气之人”。除了汉学家、词章家和时务家三者外，邹容批判的对象又加上宋学家，可以说将当时的知识界的主流一网打尽。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虽与梁启超的政治理念、学术思想截然不同，但在1906年的《革命之道德》中，同样从实业观点对传统士大夫加以抨击，认为“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最早提倡白话的林白水在1903年的《〈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2〕通过使用“读书人”这一称谓，一些主张新学者从现代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也表现出了与代表社会一般价值的传统士人群体的决裂态度。
待到1905年废除科举，实行学堂教育，随后的辛亥革命又产生了新的政体。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旧学问和旧道德虽趋式微，新学界和新道德却尚处在萌芽状态，那些先进者也没有产生新的主体意识，往往依旧自称为“士”。如在1915年《痛定罪言》中，梁启超将“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归于士大夫，指斥“士大夫学无专长，事无专业”，但又说“我辈号称士大夫者乎，勿诿过政府，政府不过我辈之产物而已”。这表明，尽管梁启超这代人接受了新思想，但他们毕竟是由旧式科举出身，在社会学意义上仍属于传统的士阶层。
晚清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开设学校，派遣留学生，通过西式教育，培养出新型的知识者。杨荫杭后来回忆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3〕朱自清《论气节》中也回忆道：“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4〕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社会功能转换，学校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新知识者成为自由浮动的阶层，退居社会边缘，其群体意识逐渐形成。等到一批人先后留学归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知识阶级”一词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知识阶级”这个词原是西文Intelligentsia的意译，最早由俄罗斯作家博博雷金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主要指一批留学西欧，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俄国贵族青年，其中包括律师、医生、教员、工程师等，也包括一些官吏、军官和地主。随后此词被译成各种语言，传入日本并译成日文汉字“知识阶级”（或译“智识阶级”），大概是在明治末大正初〔5〕。中国近代许多外来词都来自日文借词，比如“阶级”、“经济”便是日人在意译西方词语时借用古汉语原有的词，且赋予了新的含义。“知识阶级”也一样，如大正五年石井柏亭《日本に於ける裸体画问题の变迁（上）》一文：“然るに日本の公众（知识阶级をも含む）の裸体画に关する考へはいまだに此东京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