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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所谈当然不仅上述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张文木和倪乐雄从文明复兴与战略能力生成双重维度，在书中突出强调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海权问题，指出在“中国由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资源供给问题，已不再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和安全问题。不能保证对外贸易的顺利展开，不能保证能源和资源的安全供给，中国的国家发展也就难以为继。而“当国家从‘内向型经济’转向国际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后，国家安全的空间便向海洋拓展，人们对国家海上力量也开始关注起来”。张文木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文，堪为论述中国海权问题的典型之作，其中将海权所作的海洋权益（sea
rights）、海上权力（sea power）和海洋霸权（sea hegahomy）的区分，以及认为经典的西方海权概念乃是无限的海洋霸权，而中国所应开拓和秉持的则是有限海权和合理的海洋权益，无疑是对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马汉的海权论的当代修正和中国化。但是，从军事角度看，为张文木和倪乐雄所看重的中国海权，并不简单就是海上力量和海军问题，海洋上的事情，在当今时代更多已要在海洋之外解决，所谓“战争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是也。而刘亚洲的文章《空中力量对大国与历史的意义》对此述之甚详。文中着眼于世界战争变革与军队建设的历史进程，指出人类在战争领域正在进入空天权时代。在此一时代，“谁掌握了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天权；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制天权、制空权和制海权，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这一麦金德式的预言，发人深省。
《战略演讲录》对于关心中国国家命运的人来说是一本好书，其中的观点未必都为正确，但却非常启人思路，增益智慧。
（郭树勇主编：《战略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不自由的大学
——读《高等教育哲学》
？ 王 东
近年来，大学逐渐成了国内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焦点，对于它的批评也是日嚣尘上。这倒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几分相似。那时，美国的大学生们不仅抱怨伙食、住宿等问题，有部分人甚至集会抗议高等教育本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一些举动还演化为程度不同的骚乱和暴力行动……美国学者布鲁贝克将这一切写进了他的代表作《高等教育哲学》一书里。借用阿诺德·托恩比的话，他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艰难时期”。而这种艰难具体表现为学术自治的限度问题、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价值问题、入学上的反向歧视等。曾经被喻为“象牙塔”（ivory
tower）的大学，开始变得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自由。
一
与高度集权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同，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四分五裂、高度分权的文明之地，而且各种社团林立。正如伯顿·克拉克指出的一样，“大学就是在这种分权的、有社团思想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商人行会或手工业行会都拥有自己的法人独立地位，并从教会和封建领主那里分享了一部分自治权。允许大学师生结社、罢课、罢教，自由安排课程、聘请教师或享有迁移权、行乞权、免除赋役和捐税等特权，均肇始于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定大学是“象牙塔”的理由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早期的大学一度与教会、封建领主构成了独特的“三权鼎立”关系。如果说，教会统治的是人的信仰，封建领主管辖的是人的世俗生活的话，那么大学的疆域毫无疑问则是学术与知识。“自由的大学”与“大学的自由”互为因果，它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大学就像洪堡所说的一样是“社会的道德灵魂”，这是自由大学的特征；二是大学还有探求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的自由，不受权力和利益的羁绊。
正是基于自由的基础，西方文明才开始了它一次又一次对真理不计个体得失的追求，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等均是如此。很难想象，这些学者如果成长在有着数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他们还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从本质上说，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排斥自由和理性的，它高扬德性，认为忠孝仁义、诗书文章才是旧时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相反，西方学者一直把社会理性、科学理性当作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和品质。布鲁贝克援引康马杰的话说：“毫无疑问，大学是理性的堡垒，否则就不是大学。”这似乎也暗示着，为什么古代中国有大量书院，却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1960年以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时期。布鲁贝克所提及的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危机”也就在这一时期首次成为人们的议论焦点。而大学的“不自由”还迫使公众重新思考诸如终身教职等问题，为学术自由划出一定的界线，至今赞同与反对者仍各执一词。从自由到不自由，这正是当下大学受质疑的根本原因所在。“高等教育为谁服务”、“大学应该开展普通教育还是专业教育”、“谁来监护高深学问的看守人”等等，如果将这些放在“自由的大学”背景下进行审视，几乎不成为问题。
按照伯顿·克拉克的说法，大学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官僚体制不仅是大学固有的办学环境，而且渗透高等教育本身。由于国家控制着大学的经费，因此那种具有普遍主义的大学已经不复存在。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商业文明也开始凶猛地入侵大学校园。高等教育在价值自由方面已大不如前，并且日甚一日地受到行政权力和市场利益的干预。于是，大学开始“不自由”，进而表现出一些“病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拉克·科尔悲哀地感叹：“我们距离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现在叫做世界范围）的学习社会的知识黄金时代，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再一次构成像教会的独立阶层，仍旧很远。”〔2〕
二
马丁·特罗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后，主要矛盾就是“扩张主义改革者”与“传统的扩张主义者”之争。前者奉行“社会价值取向”，后者则主张在不改变传统的前提下大力扩大精英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
反映在大学教育上，这种论争便演化为这样的问题：是向学生传授为适应今天生活所必需的知识，还是实施一种可以引导和充实他们生活的教育？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大学教育之为大学教育，不在于前一种意义上的教育，或者说专业教育甚至职业教育；而在于后一种意义的教育，或者说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但随着高等教育向社会中心移动，自由教育也必须通过使自己的学科教材与当前的事物相联系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换言之，它不再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计后果。用布鲁贝克的话来说，当人们开始强调自由教育的后果，那就意味着“从理性主义哲学转向实用主义哲学，从牛曼的‘大学的理想’转向克尔的‘大学的用处’”。
在西方，学校（school；école）一词的词根就是希腊语中的“闲暇”。“闲暇教育”或曰“自由教育”是相对职业教育而言的。但在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哈佛大学校长埃略特就提出，传统的以古典课程为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并注重人的精神训练的自由教育模式，对于现代美国人没有丝毫实践价值。1909年，埃略特的继任者洛厄尔上任后又进一步提出，大学应该实施的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基础上的专业教育。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教育理念的分野。基于为专业化前期做知识储备的考量，大学使得自由教育不再自由。它也预示着后期大学的愈加细化、专业的四分五裂以及知识整体性的瓦解。
所以，难怪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卢姆（Allen Bl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