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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唯有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
哲学这个词曾经被人以各种方式使用过，有的比较广泛，有的则比较狭隘。我是在
一种很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现在就把这一点解释一下。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
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象
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
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
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
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辩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
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
服了。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心是从属于物
的吗？还是它具有独立的能力呢？宇宙有没有任何的统一性或者目的呢？它是不是朝着
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呢？究竟有没有自然律呢？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
秩序的天性呢？人是不是天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样子，是由不纯粹的碳和水化合成的一
块微小的东西，无能地在一个渺小而又不重要的行星上爬行着呢？还是他是哈姆雷特所
看到的那种样子呢？也许他同时是两者吗？有没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
卑贱的呢？还是一切的生活方式全属虚幻无谓呢？假如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它所
包含的内容又是什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实现它呢？善，为了能够值得受人尊重，就必须
是永恒的吗？
或者说，哪怕宇宙是坚定不移地趋向于死亡，它也还是值得加以追求的吗？究竟有
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呢？对于这
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曾宣称能够做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
正是他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他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
果不是对于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你也许会问，那末为什么要在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上面浪费时间呢？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分来回答，也可以以一个面临着宇宙孤寂的恐怖感的个人
的身分来回答。
历史学家所作的答案，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在本书内提出来。自从人类能够
自由思考以来，他们的行动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赖于他们对于世界与人生的各种理论，
关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理论。这一点在今天正象在已往任何时候是同样地真确。要了
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
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这里就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
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这种贯穿着许多世纪的交互作用就是本书的主题。
然而，也还有一种比较个人的答案。科学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事物，但
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是很少的；而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末
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成麻木不仁了。另一方面，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
说我们对于事实上我们是无知的事物具有知识，这样一来就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
傲慢。在鲜明的希望与恐惧之前而不能确定，是会使人痛苦的；可是如果在没有令人慰
藉的神话故事的支持下，我们仍希望活下去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忍受这种不确定。无
论是想把哲学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忘却，还是自称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确凿无疑的
答案，都是无益的事。教导人们在不能确定时怎样生活下去而又不致为犹疑所困扰，也
许这就是哲学在我们的时代仍然能为学哲学的人所做出的主要事情了。
与神学相区别的哲学，开始于纪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在它经过了古代的历程之后，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与罗马的灭亡，它就又浸没于神学之中。哲学的第二个伟大的时期自
十一世纪起至十四世纪为止，除了象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1195—1250）那样极少数的
伟大的叛逆者而外，是完全受天主教会支配着的。这一时期以种种混乱而告结束，宗教
改革就是这些混乱的最后结果。第三个时期，自十七世纪至今天，比起前两个时期的任
何一个来，更受着科学的支配；传统的宗教信仰仍占重要地位，但却感到有给自己作辩
护的必要了；而每当科学似乎是使改造成为必要的时候，宗教信仰总是会被改造的。这
一时期很少有哲学家在天主教立场上是正统派，而且在他们的思想里世俗的国家也要比
教会重要得多。
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也象科学与宗教一样，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终是处于一种冲突
状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在希腊，社会团结是靠着对城邦的忠诚而得到保证的；即使是
亚里士多德（虽则在他那时候亚力山大止在使得城邦成为过时的陈迹），也看不出任何
其他体制能有更多的优点。个人自由因个人对城邦的责任而被缩减的程度，是大有不同
的。在斯巴达，个人所享有的自由要和在现在的德国或俄国一样地少；在雅典，则除了
有时候有迫害而外，公民在最好的时代里曾享有过不受国家所限制的极大的自由。希腊
思想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为止，一直为希腊人对城邦的宗教热诚与爱国热诚所支配；
它的伦理体系是适应于·公·民·们的生活的，并且有着很大的政治成份在内。当希腊
人最初臣服于马其顿人，而后又臣服于罗马人的时候，与他们独立的岁月相适应的那些
概念就不能再适用了。这就一方面，由于与传统断绝而丧失了蓬勃的生气，而另一方面
又产生了一种更为个人化的、更缺少社会性的伦理。斯多葛派认为有德的生活乃是一种
灵魂对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关系。这样他们便为基督教准备了道路，因为
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一样，起初也是非政治性的，在它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它的信徒们
都是对政府毫无影响的。从亚力山大到君士坦丁的六个半世纪里，社会团结既不是靠哲
学，也不是靠古代的忠诚，而是靠强力，最初是靠军队的强力，尔后则是靠行政机构的
强力，才获得保障的。罗马军队、罗马道路、罗马法与罗马官吏首先创立了，随后又维
系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没有什么是可以归功于罗马哲学的，因为根本就没有
什么罗马哲学。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从自由的时代所继承下来的希腊观念经历了一番逐渐转化的
过程。某些古老的观念，尤其是那些我们认为最富于宗教色彩的观念，获得了相对的重
要性；
而另外那些更富理性主义色彩的观念则因为它们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就被人们抛
弃了。后来的异教徒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整理了希腊的传统，使它终于能够被吸收到基督
教的教义里来。
基督教把一个早已为斯多葛派学说所包含了的、然而对古代的一般精神却是陌生的
重要见解给普及化了。我指的就是认为一个人对上帝的责任要比他对国家的责任更为必
要的那种见解。象苏格拉底和使徒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服从神更甚于服从人”的这种见
解，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以后一直维持了下来，因为早期基督徒的皇帝们都是阿利乌
斯教派倾向于阿利乌斯主义。当皇帝变成了正统的教徒以后，这种见解就中断了。在拜
占廷帝国它却仍然潜存着，正如后来它在俄罗斯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