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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纳簟＠纾�1955年在为悼念爱因斯坦去世，由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所写的文章《悼念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家艾·爱因斯坦》中，就对爱因斯坦的科学和社会政治活动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说“他征服自然、反对迫害的斗争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一切科学家们，应该学习艾·爱因斯坦，致力于把科学用于和平目的，以造福全人类；反对美国战争贩子把科学用于屠杀人类的目的！”（周培源：《悼念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艾·爱因斯坦》，《人民日报》，1955年4月21日第4版）不过，从这些引文的用语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明显痕迹。
二、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缘起
回顾编译爱因斯坦著作的缘起，首先需要介绍一下许良英先生其人。许良英先生1920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初中二年级时，他就开始憧憬着要做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他高中读的是浙江大学代办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1939年，怀着做“当代物理学权威”的幻想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学习。1941年，许良英先生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大学毕业后，因立志要做一位职业革命家，他谢绝了导师王淦昌先生要他作其助手的挽留。1945年，许先生回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地下党浙江大学支部书记。1949年，杭州解放后，他调任中共杭州市青委机关。1952年，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负责科学院出版的几十种学报、期刊和所有研究专著的政治把关和中国科学院机关刊物《科学通报》编辑工作。1956年，他又进入新成立的哲学所从事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工作，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而被定为“极右分子”，失去了党籍和公职，1958年回到故乡农村达20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回到中国科学院新建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
按照许良英先生自己的回忆（许良英：《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在商务印书
近代县制问题的历史思考
■ 魏光奇
自清末至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传统的县制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各种模式相继得到实验，其得失利弊，可以为我们今天的地方行政体制建设提供借鉴。在此，笔者就这一时期的县制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与同志者切磋。
中国传统县制的主要弊端
前现代的中国县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之际，其二出在国家体制自身之中。兹分述如下：
一、地方官府与社会之间缺乏良性的权力制衡机制
明清时期，中国地方社会事实上存在着四极社会权力，即官、绅、民、匪。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制约，但在机制上却存在很大问题。
当时，一些民人“苦于君官，铤而走险”，流为盗匪，侵扰地方，对抗官府，形成一种社会权力。“匪权”对于“官权”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地方官有可能因境内盗匪横行而受到处分，因此除采取“密查严捕”和“讳盗不报”等措施外，一些人不得不改善施政。其“民权”者，由于当时不允许任何公开的、政治性的民众组织存在，所以只能处于一种潜在状态，它对于“官权”的制约也只能是一种潜在的“软约束”。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官”对于民众中的乡里、宗族等渊源深远的社会关系不能小觑，在官民矛盾因某种原因激化时，它们有可能立即转化为有形的组织力量；其二，有儒家思想背景的官员对看不见、摸不着但又确实存在的“民心”怀有敬畏。明清县衙内都立有“戒石牌”，大书十六字戒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它告诉地方官们，以你们的权势，欺负老百姓很容易，然而不要忘了他们代表着“上天”。不过，“民权”的“无形”和“潜在”性质，使得它在平常时期不可能与“官权”分庭抗礼，不可能成为制衡“官权”的强大力量。
在明清地方社会中，真正能在平常时期即对“官权”形成有效制衡的是“绅权”。由于士绅大多有声望、有财产、有政治背景、有各种较广泛强固的社会关系，因此有可能成为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中举足轻重的一极。不过，“绅权”对于“官权”的制衡也受到两种限制：其一，因明代社会“缙绅多横”，有清乃对“绅权”实行抑制政策，禁止士绅干预地方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清代地方社会士绅的社会职能，主要在于倡导、办理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如筑桥铺路、修葺祠堂庙宇、修补水利村防设施等等；除此之外，他们既不主持和参与州县的税收、诉讼、治安等经常性、主体性行政，也没有经常性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绅权”对于“官权”的制衡必然大打折扣。其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自重者率以常至偃室为耻，其乐与公事者，非弄权以为奸利，即龌龊以希宠荣”。换句话说，当时有兴趣参与地方公事者，往往以劣绅居多。他们或者依仗权势挟制官府，破坏法制；或者出入公门，与贪官墨吏相互勾结，共同欺压民众、巧取豪夺。这种情况一方面意味着“绅权”对于“官权”的制衡失去了建设性，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官权”对于“绅权”的制衡被完全放弃（保护国家法制和民众利益不受“绅权”侵害，本属“官权”的重要职能）。
二、“官治”系统运作缺乏理性化性质
所谓行政制度的理性化，要求行政机构职责和隶属关系明确，运作透明、规范，各种制度“意”“法”一致，名实相符，相互协调。中国秦汉以后的君主官僚政体，其制度设计表面看来具有这些特点，然而实际运作却存在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就清代县制而言，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私人势力履行公权。
清代以州县为初级政区，置知州、知县等“正印官”为行政首长，而州县官赖以处理各项行政事务者，乃是另外一个半公半私的系统。这一系统由幕友、家丁、书吏、差役等四种人员组成。这四种人中，幕友由州县官私人聘用，家丁由州县官私人雇用或任用兄弟、子侄、内亲、女婿等亲戚充当，纯属私人势力；书吏、差役虽属“公人”，但普遍严重超编。“六房”典吏按编制每州县不过十余人，但实际上各州县往往任用编外“散书”上百人至数百人；“三班”差役按编制每州县不过二三十至四五十名，但实际上各州县往往任用编外“白役”数百人乃至一千五六百人。书吏、差役的任用，全无法治可言，往往“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世代“封建”；或“师徒相承”、“根株蟠结，党羽繁滋”，基本属于盘踞地方的黑恶势力。幕友、家丁、书吏、差役以私人势力履行公权，不仅受不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监督，且受不到来自国家制度的行政监督，可以胡作非为而毫无忌惮。
第二，财政家产制。清代州县经手征收的所有税租均为国家财政收入，部分上缴国库，部分存留州县作为办公费，均有定额。清代对州县存留屡次核减，往往不及明代的四分之一，各州县因此均有多项必不可少的支出没有合法来源，其中包括幕友、家丁、书吏、白役的薪水工食，县衙日常办公费，官差、兵差、皇差等各种临时性差役费用，各级上宪每年的固定摊派等，数额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默许州县官攫取各种法外收入以资弥补，其中包括各种赋税的浮收及瞒报，自行征收的差徭，以及税收、诉讼等公务活动中索取的贿赂、陋规。数额巨大的法外收支使得清代的州县财政制度完全陷于紊乱状态，实际只能实行一种家产制的州县官个人“大包干”制度，即：在一州一县之中，不论是各种合法税收还是各种法外的浮收、摊派、陋规，全部作为州县官的个人收入而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所有合法的公费开支、上解国库的款项和各种法外支出，也全都由州县官个人负责支付；而以上收支相抵之剩余，便是他们个人的净收入。在这种制度下，“六房”书吏没有法定的薪水和办公费，“惟借陋规以资生活”；“三班”差役也无工食银，“惟借鱼肉乡民以自肥”。
官治与自治：中国近代县制演变的主轴
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在谋求克服传统县制的弊病、建立近代化的州县和乡镇体制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