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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运回内江的书约七千册，现在家里还有两千多本，都是我和老伴现在还要用的参考用书。其中还有一些稀有的书，你们现在也不能公开陈列出来。这些书在我和老伴离开人世时，也统统捐赠给内江图书馆。
我这一生，只是一位书生。从1936年起，在成都就作编辑记者。六十年来，我的工作没有变，我的职业没有变，就是摇笔杆子。我一生的营养，除吃饭以外，就是读书。我没有什么爱好，不打牌不下棋，不打球不游泳，到我再婚以后，才在晚上看看电视。说来也好笑，“文革”后进口了一批电视机，16时的两千八，9时的一千八，我同老伴商量，还是只买了一个9时的小电视机，孩子们很不高兴。和新老伴结婚时，她才带来一个18时的电视机。进入二十一世纪时，老伴的儿子给我们送来一个29时的大电视，近几年才算进人现代化。
我唯一爱好就是看书。书、杂志、报纸就是我重要的朋友。这次内江图书馆的同志来我家登记、装箱、运书的时候，我把多年来的一些杂志也一起送了。我对他们说，不要看不起杂志。书，是过去的百科全书；杂志和报纸是现在最新的百科全书，只要有人很好进行分类编目，是很有用处的。我的知识来源，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这些书、杂志和报纸中来的。我这些年写了一些文章，知识和智慧的来源，一是我和社会的经验，二是同朋友们的交往，三就是书、杂志和报纸。
所以我送回家乡这批藏书不仅是礼轻情义重，而且是礼小意义大，希望它们能够发挥比较大的影响，为家乡父老兄弟们服务。
最后，我想说一点关于图书馆的话。我认为图书馆的工作很重要，很光荣。图书馆同银行一样重要，银行积累资金，为建设物质文明服务；图书馆是知识和智慧的宝库，它的巨大作用是不可估计的，不能计量的，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世界文明之所以发展，是由于知识和智慧的发展。人变得越来越聪明，创造出灿烂的文明，越来越精深的科学技术，越来越繁荣的文学艺术，越来越自由，平等、民主、富裕的社会，都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慧的积累越来越丰富。在这中间，数以亿万计的图书、杂志和报纸（现在加上网络）就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载体。图书馆最可贵的职能，就是把这些丰富多彩、知识广博的书籍、杂志、报纸收集起来，加以科学的保管、分类、编目、做索引等等，提供给人们，充实他们，影响他们，提高他们，武装他们，鼓舞他们，让他们成为各种自觉自强的人，各种高尚优秀的人，各种才能超群的人，各种创造奇迹的人。
拿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之所以能够从威远县的四合堡走上成都、走上延安、走上北京，为国为民干了一番事业，当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在不断觉悟，不断提高，不断上进。这里面，书籍、刊物、报纸起了很大的作用。简单说来，我政治上的第一次觉悟，是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时，我在自流井培德中学读毕业班。这个教会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学生的业余活动很丰富。我最喜欢讲演会和辩论会，我有一点能言善辩的小聪明，所以学校组织抗日的宣传队，我是一个好的宣传员。那时，学校的图书馆订有成都和上海的报纸，有中国和世界的地图，所以我了解了一些“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情况，懂得一点抗日救国的道理，还会画一个东三省和日本所在地的地图，所以我到茶馆里去讲演，宣传抗日，受到群众的欢迎。这是我第一次的政治觉悟，报纸，图书对我产生了作用。
我第二次思想大觉悟，是我1932～1935年在成都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几个穷学生碰到一起，你订一份《生活周刊》，我订一份《读书》杂志，他订一个《世界知识》，大家互相借阅。那时，学校图书馆订有生活书店出版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韬奋的《小言论集》等书籍，我们都很喜爱。这样，使我的政治觉悟、爱国救民的思想就有了一个大进步。
1935年，我认识了车耀先先生，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那里，我不仅可以看到国内出版的报刊书籍，还可以看到油印的中共的小册子。车先生的客厅成了当时成都青年爱国分子高谈阔论和交换书刊的地方。1936年我的思想由“实业救国”改变为“政治救国”，决定改变学习专业，由华西大学的数学系改为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从这时起，我先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参加共产党，同时，又在车耀先先生的指导下，参加编辑刊物报纸，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由此可见，书刊报纸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一生爱读书、爱惜书、爱买书。现在，我已经九十岁了，不能不考虑以后的事情。我没有什么遗产留下来，唯一有价值的遗物就是这一大批书，所以我把这些书捐赠给内江图书馆，我信赖内江图书馆的同志们，一定能使这批书发挥应有的作用。
最后说一点，就是希望图书馆的同志们重视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的工作，使内江图书馆成为一个作用很大的图书馆。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大学者的大学问
■ 王 路
金岳霖先生的《论道》《知识论》和《逻辑》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涵盖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三大领域。以此金先生也成为我国哲学界的一代宗师。最近读“金岳霖年表”（《金岳霖思想研究》，刘培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特别留心了金先生的学术历程，却从几件平凡的事情产生一些疑问。事情早就知道了，问题却是新的。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年表”说：1922年金先生接触了罗素的《数学原理》，该书对金先生影响很大；1924年金先生在巴黎街头参与了一场争论，由此便引起对逻辑学的兴趣。
这似乎表明，金先生是从1922年开始学习逻辑的，但是真正对逻辑感兴趣却是在1924年。罗素的逻辑是由符号表达的公理系统，街头辩论是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二者风马牛不相及。难道金先生正经地学习逻辑并没有对逻辑产生兴趣，倒是街头的辩论使他有了对逻辑的兴趣吗？金先生从街头辩论而对逻辑发生兴趣的故事我听过多次，“年表”大概也是根据这个故事而写的。金先生在回忆中曾谈到这个故事。他自己的说法是：街头辩论的人“好像都提到了逻辑”，而他“不知道逻辑是什么”，“可是，不久就同逻辑干上了”。显然，他并没有说街头辩论引起了他对逻辑的兴趣。不过，他的说法似乎难以使人相信他在此前学过罗素的逻辑。也许，金先生从罗素的《数学原理》只是知道了有那样一种东西，并没有深入学习？倒是街头的辩论使他回过头来学习以前曾经接触过的逻辑？学院里的逻辑和街头辩论中隐含的逻辑是根本不同的。金先生在中国做的逻辑主要是学院里的逻辑，尽管后来也写过普及读物。不过，在从事逻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初，从不知道逻辑是什么到同逻辑干上了，其间难道不会还有些什么东西吗？
“年表”说：1926年，金先生受聘于清华大学接替赵元任先生讲逻辑，并于同年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32岁的金先生大概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到清华来讲逻辑和搞哲学，但是清华大学到底有什么理由会请他来讲逻辑？又凭什么让他来创办哲学系？金先生的文凭是政治学博士，此前在中国大学讲授英文和英国史，没有逻辑著作，甚至连一篇逻辑论文也没有。用今天的话说，他在应聘的硬件方面是根本不合格的。难道就是因为当年国内学界水平低，只要是在国外拿个学位回来就了不得了吗？从金先生后来的发展来看，显然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当之无愧的。那么，在没有硬件评判的情况下，又是以什么为依据呢？我猜想，这里大概有一个学术共同体认同的问题。在当时，金先生在逻辑和哲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虽然没有见之于文字，但是在那个不大的学术圈内很可能有口皆碑。当时的清华大学只有基于这种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才有可能去聘任金先生，如果不是这样，清华哲学系能有后来的辉煌，只能说是凭的运气。今天评判标准已经物化和量化，教授、博导、委员、主任、长等等头衔不可或缺，专著、文章，甚至字数等等也是考量的重要因素。不能说人们完全忽视学术共同体的认同，但是它至少已经不是考虑的必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