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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年到广州造访数天，听亲戚朋友们细说他们的生活情况。一九八一年，五百字的邀请我
写成了二万多字，八二年以小书形式出版。该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近于私产及市场经
济的路。八一年把文稿给行内的朋友看，无不哗然，不相信我的推断。
推测与预测不同。后者需要水晶球，而前者要靠指定的局限条件。在什么局限下什么
会发生，其推理逻辑是理论。条件有变，结论也会跟著变。经济推测的困难，是我们往往不
能指出有关的重要局限条件的转变，而就是能指出，局限变后再变其推断就前功尽废。有时
间性的经济推测很困难，因为我们既要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转变，也要肯定转变后的局限不
会再变。短暂的经济推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长远的大势比较容易，但也要时机巧合，让经
济学者能看得准局限条件的转变与方向。
一九八○年推测中国的路向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关的局限条件清楚明确。一方面，
一九七九年的广州行，所有的亲朋戚友天天都在谈搞关系、走后门，希望能买到几只新鲜的
鸡蛋或一尾鱼之类的琐碎物品，而在东方宾馆见到的国家职工的工作态度，做是三十六不做
也是三十六，其散漫令人叹为观止。我立刻下了一个结论，中国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
入的比例上，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高得惊人。
差不多每个遇到的中国人——其中不少是干部——都是交易费用专家。我于是问：哪
些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中国制度的转变呢？答案是：
（一）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下降；
（二）改变制度的费用下降，而后者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特权分子放弃他们的权利，
接受另一套游戏规则。
当时邓小平说中国会坚持门户开放，对外的讯息大门再不会关起来。这样，只要讯息
大门继续开放，外来的讯息必如洪涛奔涌，讯息费用急速下降，而惯于搞关系、走后门的中
国同胞，虽然没有听过交易费用这个学术名词，怎会不知道这些费时失事的玩意是外间没有
的？当时贴著中国大陆的香港欣欣向荣，市民都是同胞，容易相信，而亚洲又有什么四小龙，
人口密度与天然资产不比中国有利，中国的制度不济是容易相信的了。是的，外间的示范有
说服力。
讯息费用大幅下降，说服特权利益接受转变游戏规则的费用也会随之而降。但后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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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远为顽固的。比较低级的干部接受转变的代价低，好些在八十年代初期弃「官」从商。
高一级的选走亦官亦商之路，今天这情况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两头热中间冷」
的说法，这是说比较有权势的干部最顽固，显然是因为这阶层接受转变的代价最高。我当时
数次建议用金钱或资产，一次过地把特权利益买断。北京同意的朋友很多，但大家都知道是
纸上谈兵，说说罢了。最顽固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一九八一年我这样说，不幸言中，
今天还是如此。
掌握了重要的有关局限转变，观察到这些转变的发生而又可以安心地假设会继续存在，
推测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很准确的：历史可以预先写出来！然而，这转变的细节程序八一年我
没有写清楚。一九八二年初我突然惊觉，八○年末开始推行的「包产到户」，如果顺理成章
地推到尽头，是私有产权的制度！八四年十一月，港大同事蔡俊华毫无保留地把他苦心搜集
多年的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乾」》（《信报》
发表，结集于《中国的前途》）。
农业搞包产（即承包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是比工业远为容易的。农业
的生产程序远为简单，土地的划分易于明确，而大致上土地是不会贬值的资产。农业承包还
有一项方便之处，那就是昔日人民公社之后的生产大队、小队、小组等的队长与组长，一般
而言，都按著职位的排列而获得或大或小的土地承包，减少了队长们的反抗。
我为工业承包想了好些时日，因为会贬值的资产很麻烦，写了好些文章，提出了彻底
承包制。但这些是学术上的兴趣，没有刻意改进什么。后来见到中国的工业承包发展与我建
议的不谋而合，但有些却始于我的建议之前，更使我觉得对社会改进的建议，书生之见是无
足轻重了。
为了理解工业承包，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住了几天，卧薪尝胆。今年
（2002）四月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接待我的院长提及八五年我在首钢的讲话他是座
上客，而我当时提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私产不需要有所有权等观点，他们同事之
间觉得新奇，引起争论，但后来还是相信了。私有产权需要有私人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
由转让（买卖）权，但只要年期够长，所有权是不需要的。那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的结
论。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可以做到与私产一模一样。就是有大量会贬值的资产的工业，也可
以由承包推行私产制，但要再推尽一点。我曾数次为文解释，这里不说了。
邓小平可能是二百年来头脑最清晰的中国领导人。他也看到所有权可以分离，提出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这是一著高棋，因为名义上最重要的土地资
产还是国有。邓老明白改进社会要从个人做起，对个人生产力要有鼓励与保障。这是我们中
国老子与西方史密斯的思维了。不是什么理论家，不多说话，但邓老把人的自私重心拿得准。
他主张的经济政策先后有误，但复出以还，方向从来没有错过。
更重要的，邓老是难得一见的杰出政治家。曾经三上三落，他对中国的政治了如指掌。
于今回顾，邓老当年推出的反精神污染之类的玩意，声东击西，是政治上需要的。当年好些
香港朋友嘲笑邓老搞的经济特区，这嘲笑是看歪了。可不是吗？比起八十年代的特区，今天
整个中国任何地区都有较大的经济自由。
我对邓老的唯一批评，是他对民主人士过于敏感。他独裁改革我毫无异议，但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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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当年不禁制方励之，我们可能不会听到这个人。一九八九的「六四」事件，因为其他国
际会议使天下所有传媒都跑到北京去，希望时势造英雄的青年多得很。
时势造英雄。没有七十年代末期的天下大势，世局稳定，邓老不会轻于军备而重于改
革。英雄也造时势，没有邓老中国的改革是不会那样成功的。
一九八一年我以邓老坚持讯息开放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路向。但如果只坚持讯息开
放，没有邓老，我的推断还会准确吗？会的，但不会发展得那样快，不会超于东欧那么多。
当然，今天中国的体制还需要商榷的地方不少，但这里要谈的只是制度转变的粗枝大
叶。书快写完，悲观的话我不想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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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天下只有三种权利制度
中国二十世纪下半部的经济演进，从人民公社初期的无产大锅饭到今天的私产市场经
济，是历史唯一的经验，以后应该不会再发生的了。时来风送滕王阁，我躬逢其会，学得很
多。不会再发生的事本身没有科学价值，但中国的经验分割开来看，却有多而重要的一般启
发性，好些是前人没有说过的。
经济学上所说的公共产（mon property），是指本来有价值的资产，但因为没有业
主而让所有的人毫无约束地竞争使用，其价值（租值）烟消云散。中国的经验与我一九七○
和七四年提出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分析，却说这样的公共产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能存在。租
值消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公理下，减低租值消散必定会
导致约束竞争行为的游戏规则。这些我分析公海捕鱼时说过了。
撇开竞争使用毫无约束的不存在的公共产不谈，不管书本或历史怎样说不同产权的安
排数之不尽，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只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以人的等级排列划分；其
二是以管制法例划分；其三是以资产划分。第一种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共产」制度；第二种
印度盛行；第三种就是私有产权制度了。
中国的制度改革是要从第一种权利划分转到第三种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