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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古称“洛邑”，为周武王四弟周公旦所建造，其建立之前，恰逢商纣王之子武庚谋反，后被镇压，但这时的周朝感受到了对东方各个诸侯国控制的重要性，也就在此时，在周公旦的提议之下，建造了洛阳城的最初雏形——洛邑。就这样，西边的镐京为周朝的西都，而东边的洛邑则是周朝的东都。中国首都的特色——两都制，也在周朝初见雏型，而这种中国特色的首都模式一直延续到了明朝。此时，中国的历朝历代的首都，从长安搬迁到了洛阳，正是源于加强对中原赋税之地的控制。就这样，长安和洛阳的首都之争，一直持续着中国封建历史的最初1000年。
长安和洛阳的首都之争，最初出现在东汉初年。光武帝复兴汉朝江山之后，建都成为洛阳。而在西边的长安居民自然不满，希望复其旧制，自然出现了洛阳和长安的最初争夺。其中，班固所写的《两都赋》和张衡所写的《二京赋》便是中国古代社会，长安和洛阳首都之争的真实写照。尤其是班固的《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说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宫苑之大﹑物产之盛。东都之人则责备他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汉开国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于是宣扬光武帝修文德来远人的教化之盛，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最终，长安人和洛阳人一致同意定都洛阳。这也是中国最初出现的首都之争的真实写照。
此后，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转入了三国分裂时期，从三国鼎立，到隋朝最终的统一，洛阳成为了魏、晋、北魏三个北方政权（也就是晋是统一政权）的首都。而洛阳的西边的长安，也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的这段分裂时期，其地位略低于洛阳。洛阳地处现在的河南省西部，背靠当时被称作天下粮仓的关中平原一带。虽后方拥有不错的地理优势，前方却没有太好的险要之地。但洛阳也有之胜于长安的优势，那正是完全对于中原一带，中国当时的经济中心的辐射作用；而根据《后汉书》所写，东汉时期几个人口过百万的郡基本都在洛阳的附近。反之长安在洛阳西面，虽有地形防御的优势，但由于赋税的逆流而上，也会使得中央对于中原地区的管理有力不从心之感。自从周公旦建造东都加强对东方的管理开始，汉朝灭亡之后，中央对于中原地区这样的管理在此后显得更加的重要。
另外，上面曾经说到，占据秦蜀之地，便可以称霸天下。但当时的中国，长安南方的巴、蜀之地基本控制在南方政权的手中（除去前秦和北周2个北方政权，而前者在错误的时间发动的错误的战争，使得统一的大好形势荡然无存）。也就是这样，长安也不自然的成为了战争的前线，形成了不自然的威胁。其安全度远远的不如洛阳。也因此地位也难以和洛阳相比。而北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平城迁移至洛阳开始，从此再也没有鲜卑族和汉族之分，促成了中国民族的大融合。即便此后隋朝统一中国，隋炀帝和唐朝的武则天也时不时的搬到了东面的洛阳，以加强东面中原发达地区的管理。
中国的分裂时期，洛阳的地位要略高于长安，但是步入了最终的统一，洛阳和长安之间的地位又是如何？平心而论，建造首都的关键除了对于发达地区的控制之外，还包括战略上的扩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面一千年里面，其对外扩展主要是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由于几个对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羌大多数都是来源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因此，从某种程度上，长安和洛阳的建都也决定着中原统一王朝的战略扩张，自然就是中原统一王朝对于西北地区的战略扩张事业。而长安靠西，则使得中原王朝对西北的战略扩展的辐射程度更胜一筹。
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面1000年，两个最大的盛世——汉唐盛世，其相似之处，便是这2个中国历史上的大朝代其首都都在关中平原上的长安城下，自然对于中国西北地区的战略扩张显得更加的突出。汉武帝时期，马踏匈奴，开通丝绸之路。盛唐王朝，灭突厥，统治整个西北大漠。无不与建都长安对于西北战略扩张的便利有关。而古长安城也见证了这段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
纵观中国前面1000年来，长安和洛阳的首都之争，在洛阳建都的朝代以分裂的政权为多。即便统一的朝代，东汉也比之西汉稍逊风骚，更无法和唐朝相提并论。而这次首都之争，也正是对内控制和对外扩张之争，而洛阳恰好是前者，长安恰好是后者。第一次首都之争的结果是长安胜于洛阳，对外扩张胜于对内控制。
三、安史之乱——关中平原地位下降的开始
正当唐朝王廷一片歌舞升平，自认为天下太平之时，唐明皇却不敢相信，他所认为对其忠心耿耿的安禄山居然从范阳起兵，直取唐都长安。而明皇的昏庸，杨国忠的胡乱指挥，也使得叛军很快的打入了长安城内，就这样“木易若逢山下鬼”，一出唐朝历史上悲欢离合就这样的产生了。随后，太子灵武称帝，称“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
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大乱，成为了整个唐朝历史的转折点。自此，唐朝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渐的降低，形成了影响了整个唐朝历史的藩镇割据现象。而这样的割据状态一直延续到唐帝国的最终覆灭。这场影响着整个唐帝国权力结构的动乱，也导致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转移。中原的战乱，又促使了一次新的人民大迁移。这次人民的大迁移，一点都不亚于此前晋室的南迁和此后宋室的南移。而中原战乱所造成的经济上的破坏，以及大量中原居民南迁之后，南方劳动力的显著增加。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南方从六朝时期的建设开始，经过不断的发展，直至安史之乱，其江南半壁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的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而正是在这场动乱之后，整个唐帝国的藩镇呈现出4种不同类型的割据势力，一般称为河北、中原、西北和江淮4种不同的类型。这4种藩镇互相倾扎，成为了中唐之后的唐朝景象。
其中，中原藩镇正是在镇压安史之乱的途中增长实力的，也渐渐的加大了对于中央的离心力。他们把持着当时中国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而江淮藩镇，也正是唐帝国赖以生存的赋税之地。这个赋税之地和唐王朝的首都却相距有十万八千里之远。连接唐王朝朝廷中央和江淮赋税之地也只有一个隋代开凿的永济渠。但这块交通要道却掌握在中原一带若近若离的藩镇手中。也威胁了唐帝国的生存。为了生存，唐代宗时期，对于各地的藩镇采取了姑息的政策，保证了财税的按时到达，而这种姑息的政策却扩大了地方割据势力的离心力量。唐朝长安城，也在安史之乱之后，王气一点一点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的消失。除了唐明皇的昏庸，让安禄山的叛军打入了长安城内。随后，吐蕃人的占领，回鄂人的洗劫，以至后来德宗年间，各地藩镇的谋反，让这块千年古都苍老了许多。
唐朝传位至唐宪宗，这位皇帝力图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皇权统治，利用李愬消灭淮西吴元济。除了河北4镇尚未平定。唐宪宗先后降服了西川，夏绥，镇海等节度使。使各路节度使重新向中央缴纳赋税，接受朝廷任免官吏。也基本重新树立起了唐朝中央的皇权，但天公不作美，唐宪宗仅仅在位了才15年，就因为宦官而病重离开人世。此后，河北4镇重新叛乱，而唐朝的历史也步入了宦官专权的时代，而朋党之间对于镇压藩镇的争论不休，和唐宪宗之后的唐朝帝王们没有他一样的必定决心。唐朝历史在宪宗死后又步入了一次转折。作为后人，无须被唐宪宗的早死而感到悲哀，但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