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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评论家疏懒的证明。当下中国写诗的人太多太多了，评论家看都看不过来，更谈不上研究了。但他知道，更多的囊括作家，就能更好的证明自己涉猎广泛。于是他把一些顾不上研究的诗人挂在他熟悉的诗人之后，谈了这个诗人之后，再加一段：在这一时期与某某创作思想相近的“还有……”这个自然而纷杂的诗坛就有了不同的山头、不同的旗号与不同的代表——由评论家指定而不是读者们民主产生的代表。
是评论家的实用主义。评论家总要创造自己的体系，当他把自己的体系框架搭好了，他便将诗人分配进这个体系，当证人、当例子、当仪仗队。这一现状在先锋批评家那里我们屡见不鲜。
流派也是诗人的创造。
是诗人王者思想的产物。一个诗人如果不满足于指挥文字，写完《水浒》后还想当宋江，于是他就会写了诗歌再写创作谈，写了创作谈又写主义，挂起主义还鼓捣点再研究、再论战、与某某君商榷。只要媒体一参加起哄，这派流就算成立了。
是诗人奴仆思想的体现。写了几篇作品，急于在文坛上伸出头角，又没有自信心，于是跟上一伙人，心里才踏实，开会时有人请，评论文章里也混个有姓有名，虽说也只是在这样的句式里出现：“到会的还有……等”。
是作家实用主义的兵法。有王者思想又有奴仆捧场，一拍即合。
百花齐放是褒义说法，贬义就是诗坛也会有三教九流。上流也罢，中流也罢，下流也罢，不入流不好说。
诗人多得不行时，只好说流派；好诗少得可怜时，同样也只好说流派。
诗歌的市场误区——诗歌快餐消费
中国诗歌缺少市场，当然有培育问题，更有千百年形成的消费误区：
一是小儿背诵。家家的小宝贝，都是小皇帝，都是接班人，都是薪火的接传者。于是都上一门课：背诵古诗，不管有无诗才，也不管能否爱之受之，背！！直背得在幼儿园里能诵，在客人面前能唱，“天才！天才！”换来几句赞叹，让爹妈脸上红光一片。这种效果之一，就是让大多数的背诵者，记住了幸福的儿童时代还有痛苦的回忆——“苦背诗词”。如同犯人出狱后追求自由，长大了，在他们能自我选择生活的时候，首先就选择了远离诗歌。
二是情书抄用。青春期的躁动与追觅，在表达不清时，在目标不明时，在情况危急时，想起的救命稻草，抄诗！大概十有八九的抄诗者，平时读得不多，找来的那几句，也难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效果。于是“诗”就与“失”相连，诗歌不幸成为失恋与失意的“文件名”和替罪羊，储存在年轮深处。寻寻觅觅，凄凄惨惨，诗意者，失意也。
三是理论家引用。现代理论家都不太愿意走诠释圣贤的老路。与传统一刀断裂，给前辈写好悼词，然后就大笔挥出新天地，高唱一曲“我来了！”——创造新体系，推出新学理，当然还要有新的例证才行。找例证，长篇小说太长，诗歌短小最好；于是诗歌，特别是“新”字头的，“后”字头的，最能造出新理论的气氛。由于这种反向消费，现论一次次的强迫了情感，情感也就早早地丢下诗歌外套，出逃。现代诗歌诸种流派，有真情感的诗较少，就是此种快餐化的结果。
诗歌快餐化消费，无论是在小儿层次、初恋人群还是蹩脚理论家那里，都是以最终拧干诗歌中的情感而告结束。情感，这是诗歌的眼泪、血液和汗水！
当代被遗忘的诗人素质——悟性
文学能不能成大器，悟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诗人与大诗人，区别点很多，有无悟性，绝对要紧。
一部封建家族画卷，笑笑生写作了《金瓶梅》，曹雪芹写出了《红楼梦》，都是时代画卷大手笔，两者的差别，格调有高下，文笔有雅俗，想来，那最要紧的还不是写出了什么，而是悟出了什么。
读诗要讲悟性，写诗也要讲悟性。一点悟性也没有的人，不会爱诗和读诗，因为读诗的快乐多在从字句后面悟到的东西。悟性不好的诗人也写不好诗，写诗的方法讲起来并不难，不过同样的东西，写出来千差万别，悟性高下也在其中了。
不讲悟性不行，讲过头了也不行，朦胧诗之争，两方各持一极端，一方说我看不懂，怎么会是好诗。（作为读者的你，是否悟性差了一点呢？）另一方说我的诗是写给懂诗的人看的，你看不懂是因为你不懂诗。（诗歌当然为知音而写，但如果太难领悟，是否也不合艺术的本意呢？）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宝塔尖的位置。凡是在精神领域宝塔尖上的东西，都离不开悟性。宗教讲悟性，悟性这个词就是从宗教来的。佛教天天念经，念的就是那么几句，有的修成正果，有的就只配撞钟。政治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一句顶一万句”，领袖说一句话，那时就有成千上万篇长篇大论的“学习心得”出笼，其实，他们都只是在表达一个意思：啊，对英明领袖的话“我的悟性很高”。
关于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
古典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有点像博物馆。无论哪种博物馆，都有共同的追求：完美、和谐、统一、有序。中国历史博物馆如此，茶叶博物馆也如此；大英博物馆如此，茅台酒厂的酒文化博物馆也如此。它们建立起来，就好像确立了一种历史、一项范例、一类秩序和一个坐标。我们走进博物馆，需要有思想准备，准备一种高雅的兴趣，一种高贵的姿态和一种学习的态度，就像我们走进歌剧院时，要有一身得体的衣服和绅士风度。
没有准备不行，没有学过历史，历史博物馆里的破瓦罐就只是破瓦罐。任何古典主义作品都是给有准备的人欣赏的，古典音乐要乐理知识，古典诗词要韵律平仄，因此，古典主义总是阳春白雪，不畅销。
现代主义就像超市，超市就是具体而生活化了的现代主义作品：支离破碎、杂乱拼接、花样翻新、刺激感官、逻辑混乱、变化迅速。人们走进超市是放松的、自由的和随意的，他们以实用和满足感作为评价的标准。当然，人们在超市也要把“荒诞感”变成一种平常心，当乳罩和杀虫剂放在一起，马桶刷和牙刷放在一起时，我们并不惊惶失措。只是我们平静地面对它们时，忘记了超市老板就是个天生的现代艺术大师——真希望那些在几行现代诗和一两出现代剧面前，就喋喋不休的批评家们来批评一下现代主义超级市场：“啊，它多么直接地展示现代生活的矛盾和现代人的欲望和恐惧呀！”
博物馆的老成持重和需要人们学习后才能进入，使古典主义虽总是门可罗雀，但也总保有体面的门庭和长久的话语占有。
现代主义是现代人实用的俗文化（也是精英们研究的文化），不断花样翻新是因为有无穷尽的欲望。在今天电子信息时代，生活的花样翻新，比艺术的花样翻新，更快也更出乎意料，比现代主义更现代的是现代生活。当“新人类”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一秒万里”忘乎所以地冲浪时，古典主义正骑着唐·吉诃德的老马，一步一个脚印地显示出它永远的魅力。
重要是不要把两个体系矛盾的评价体系互相换用，用博物馆的高雅去要求超市，用超市的现代性去重构博物馆，在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情，而在诗坛却每天发生。
创作自由是个常新的话题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说：“自由是人们的一个小小的活动，有了它，那些完全被社会所制约的存在，就成了不完全在社会给定的种种条件之中的人。”我注意到“小小的活动”这个提法，存在于“完全被社会所制约”和“不完全限制”之间，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全称意义上的口号。
创作自由也只是一种“小小的活动”，也只能是在“一个完全被社会所制约”的人，由于坚持这小小的活动所得到的“不完全的限制。”
作家被界定于一个“自由职业者”。当然，由于社会发展，在中国出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期，这时，有人说作家有了体制内的诗人作家和体制外的诗人作家。我想，这里有个潜台词，体制内的是“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作家，体制外的则是“自由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