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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初，开始兴造轮船。同治八年，第一号轮船“万年青”号下水。其后到同治十三年（1874）在日意格任职期间，共造船15 艘，均为木质轮船。其中，除“扬武”号马力较大（250 匹）、配炮多（13 门）外，其余马力均在70 匹左右，火炮3 至6 尊不等，且舱位较大，实为武装商船。光绪元年（1875），按约遣退洋人，开始自行设计制造兵舰，至光绪二十年（1894）共造成轮船18 艘。除前4 艘仍为木肋兵轮外，其他均为铁肋或钢甲；马力由150 匹上升到75O 匹，最高达2400 匹；速度由每小时4O 里逐渐上升到110 里①，提高了船舰战斗力，显示了造船水平的提高。其中，光绪十四年（1888）下水的双机铁甲兵舰“龙威”号（后更名“平远”），配置“康邦式”轮机两副，马力2400 匹，标志该局造舰技术和工艺达到了更高水平。光绪十二年（1886），始设鱼雷厂，由出洋归国学生陈才鍴开始试造鱼雷。4。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
是清皇朝急于建立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军工企业的产物。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同治六年（1867）创建于天津。初称“军火机器总局”，同治九年改称“天津机器局”。是年冬，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管。光绪二十一年（1895），改称“北洋机器局”。光绪二十六年被八国联军毁坏。
津局经历年扩充，逐渐建成铸铁厂、熟铁厂、锯木厂、机器房、碾药厂、洋枪厂、枪子厂、电气水雷局、火药库、栗色火药厂和炼钢厂等机构，成为北方最大的军火工厂。津局分东、西两局。西局在城南海光寺，规模较小；东局在城东8 里大直沽东北，规模较大。以上诸机构分隶于两局。其中，东局以制造火药、洋枪、洋炮、各类子弹、炮弹和水雷为主，并附设有水师学堂、水雷学堂和电报学堂。光绪十七年（1891），始设炼钢厂，两年后投产。西局则以制造军用器具和开花子弹为主，也制造炮车器具、电机、电引及挖河船等，并于光绪七年（1881）制成两艘130 马力的布雷艇。
天津机器局生产状况无系统资料，据近人统计，从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接办至光绪八年（1882）已生产火药610 万磅，枪子1607 万多粒，炮弹40 多万枚，铜帽29746 万颗①，各式大小水雷、地雷3000 具②。光绪十二年（1886）时人记载：机器局“每年可制枪炮火药一百万磅，铜帽五千万粒，大小炮子数万颗，毛瑟枪子五百万粒，其余各种水雷、电线及轮船机器之属，① 《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1，第58 页。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334 页。②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395—399 页、443 页。① 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 辑上册，第422—423 页统计表。① 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88 页。
② 引自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第87 页。
无不兼制”③。于此可见一斑。
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经费全部由官方支出，管理人员由官方任命，企业所有权、管理经营权归之官府，是典型的封建官办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基本上不是商品，不进入市场，而是由政府调拨。生产中虽然不能不考虑成本，但基本是以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军事、政治需要为前提，价值规律不起主导作用。
但是军事工业已普遍采用大机器生产，开始实现由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些企业虽然还没有近代意义的资本家，却已采用雇佣劳动，产生了一批进行大机器生产的工人，并锻炼、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并翻译、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
军事工业制造的枪、炮、弹药、军舰等武器、装备，开始改变我国武器、装备陈旧、落后局面，逐步实现了军队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转变。这固然加强了封建统治集团控制的国家机器，便于镇压人民革命，却也增强了国防实力，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清廷倡导与控制的民用工业鸦片战争后，外国廉价工业品依持特权大量倾销中国，造成“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①的严重局面。抵制洋货倾销，维护民族权益的需要，呼唤着民用工业的诞生。与此同时，正在兴办的军事工业也不可能长期单独存在与发展。它既需要获得原料、燃料的供应以及交通运输业的配合；也需要巨额经费支持。因此，军事工业愈发展，对民用工业的需求与期待愈迫切。
当时，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在外国商品冲击激烈的沿海、沿江等通商口岸地区日渐解体；城乡商品经济日渐发展，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渐增多，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逐步扩大。一些官僚、买办，商人在外资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和本国军事工业的刺激下，逐渐萌生投资民用工业的愿望。
从同治末年起，清政府由单纯求“强”发展到“富”、“强”并重，乃至提出：“必先富而后能强”的口号②，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开始倡导兴办民用工业。为便于控制，它大体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官办，即企业投资与管理均由封建官府负责；官督商办，由商人投资，往往开办初期要垫借部分官款，由政府委派官员监督管理。官商合办，则由官、商各出一部分资本，经营管理权往往由官方操纵。这三种方式对某一企业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因某种原因由一种方式变为另一种方式，但官督商办在甲午战前一直是主导方式。
从同治末年开始的20 多年间，清政府倡导建立的近代民用工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矿业主要分煤矿、金属矿两类。
机器采煤业是为适应军事工业和轮船、炮舰对燃料的大量需求，抵制洋煤入口而产生的。从光绪元年（1875）李鸿章筹办“直隶磁州煤铁矿”开始，③ 周馥：《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载《近代史资料》1982 年第1 期，第14 页。①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43，第43 页。
到光绪二十年（1894）止，共兴办大小煤矿8 座。其中官办的6 座：直隶磁州煤矿（1875 年）、湖北广济兴国煤矿（1875 年）、台湾基隆煤矿（1876年）、山东淄川煤矿（1887 年）、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1891 年）和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1891 年）。官督商办的2 座：直隶开平煤矿（1878 年）和北京西山煤矿（1884 年）①。其中官办的基隆煤矿和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筹建较顺利，设备较完善。
基隆煤矿：由沈葆祯筹建于光绪元年。该矿雇佣英国矿师，采用英国机器设备并铺设了由矿区到海口的轻便铁道，于光绪四年（1878）开始出煤。当年产14029 吨，第二年产30046 吨，第三年产41236 吨，第四年约产54000吨①，生产逐年上升，并于光绪九年（1883）解雇了外国矿师，自行生产。后来，由于矿局官吏腐败日甚，使煤矿亏损日多。中法战争中，为避免沦于法军之手，台湾当局遂将煤矿炸毁。战后，先后采用官商合办、商办、官办方式恢复，但成效不大。台湾巡抚刘铭传曾试图招商承办，以摒除官场腐败风习，无奈清廷不允，仍归官办，因而产量日减，煤矿日呈衰败。光绪十八年（1892），该矿停止生产。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该矿遂为日军所占。开平煤矿：由李鸿章指派唐廷枢等筹建于光绪二年（1876），官督商办，招商集股，初募集银20 万两，后逐步增多。聘英国矿师，购置机器、建立矿井、炼焦炉、洗煤机、煤气厂（供煤气灯用）、及运煤的铁路、河道等设施，于光绪七年（1881）开始出煤。初期，日产煤约300 吨，其后日渐增多，光绪十二年（1886）已达日产800—900 吨。光绪十八年（1892），张翼继唐廷枢为总办，生产能力仍持续上升，光绪二十一年（1894）日产量则高达1000—1500 吨。是近代煤矿业中最成功的企业。
开平矿务局所产煤质好，“烟少火白，为他国所罕有”②，不仅长期供应天津机器局、北洋海军、轮船招商局及诸多企业，而且抵制了洋煤进口，逐渐占领了天津市场，进而远销海外。与此同时，开平股票价格迅速上涨，面值100 两的股票在光绪九年（1883）已超过150 两。该局的设立还带动了铁路、航运、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