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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十年十月初二日（1860 年11 月14 日），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利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借口“调停”有功，并以“兵端不难屡兴”相威胁，逼迫奕䜣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在这个条约中，俄国除迫使清廷确认《瑷珲条约》外，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割占了去，还为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根据”。俄国还把条约签订前一年由它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地图，当作条约附图强加给中国，清廷拒绝签字。咸丰十一年五月（1861 年6 月），中俄双方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
这次勘界，实际上仅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
从同治元年五月（1862 年6 月）起，清廷勘界大臣明谊和俄国全权代表巴布科夫（И。Φ。Бабков）、扎哈罗夫（И。И。Захарв）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中国的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从康熙年间起，俄国不断进窥该地以东以南地区。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住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指为界湖。随后，俄国出兵强占这一地区，制造既成事实。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代表蛮横无理，致使谈判中断。到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 月），中俄双方才在塔城重开谈判。俄国陈兵塔城卡外以为威胁，巴布科夫强迫明谊必须按照俄国的分界议单划界，否则派兵强占。清廷屈于俄国的武力威胁，令明谊让步，接受俄方议单。九月初七日（10 月7 日），明谊与巴布科夫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起至浩罕边境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据此，沙俄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包括斋桑泊、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约44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第四节清廷政局的变化由于《天津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清廷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无法避免。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 年1 月），清廷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任命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主管外交、通商、关税及建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弹药等事务，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 年3 月）以后，英、法、俄等国分头在北京建立使馆。从此，它们在中国的官员就不断对奕䜣等施加影响。
与总理衙门关系密切的机构有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总税务司成立于咸丰十一年，管理全部海关事务，这一职位长期由英国人担任。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在京师设立，是培养外国语言文字、科学技术人才的学校。此外，总理衙门对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两江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兼）也有备顾问、代传达的关系。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 年8 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其子载淳继位。
载淳年幼，遗诏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为慈禧皇太后。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慈安皇太后。慈禧太后是一个有极强烈的权力欲望，力图取得最高统治权力的人物。但她的野心遭到载垣等人的阻挠。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载垣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并与外国侵略者所支持的奕䜣相勾结，拉拢握有兵权的胜保等人。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861 年11 月1 日），慈禧、慈安太后带着载淳由热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学士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在奕䜣的暗示下，上奏折“请皇太后亲操政权”。此前，御史董元醇、兵部侍郎胜保曾先后上折，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制造舆论。慈禧、慈安太后即以贾祯等人的奏请为由，接连发出四道上谕，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任，派奕䜣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革职拿问。十月初一日（11 月3 日），又接连发出上谕，授恭亲王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洌А⒒Р孔笫汤晌南樵诰蟪忌闲凶撸桦退律偾洳茇褂⒃诰蟪忌涎靶凶摺Ｋ婧螅褥蟮妊杆俨渡绷嗽卦⒍嘶⑺嗨常溆辔宕蟪几镏爸巫铮卦热四舛ǖ幕实勰旰拧办飨椤备奈巴巍薄４褥蠖崛×耸导实淖罡咄持稳āＵ獗闶恰靶劣险洹保ㄏ谭崾荒晡劣夏辏虺啤办飨檎洹薄ⅰ氨本┱洹薄�
奕䜣和肃顺等人虽然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上却有所不同。奕䜣对外国侵略者是“待以优礼”，“以信义笼络”，而肃顺等人则要维持“天朝”的威风，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疑惧。因此，外国侵略者担心肃顺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现反复，不希望他们继续掌握实权，而支持能“尽心和议”的奕䜣。慈禧太后和奕䜣的上台，使外国侵略者感到非常满意，认为这完全是他们“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也是奕䜣等人“对外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使然”①。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说：“在过去十二个月中，造成了一个① 严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历史教学》1952 年4 月号。倾心于并相信（同外国）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这个政府的顾问。”②从此，清廷与外国侵略者开始走上了彼此结合的道路。清廷决意求助于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公然宣布“借师助剿”。而英、法、俄、美等国为了全部实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权利，也撕下了“中立”的伪装，公开向清廷提供武器军火，组织军队，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慈禧太后、奕䜣等清廷最高统治者，对外依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内则注意调整同曾国藩集团的关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赖的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要巩固其统治地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必须依靠掌握有能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给他们以更大的权力。还在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覆灭后，咸丰帝接受肃顺的建议，给曾国藩以地方实权，任命他为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加钦差大臣衔，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上台的当月，又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节制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两个月后，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授为协办大学士。不仅用兵方略听从曾国藩，甚至任命大员也听他的意见。慈禧太后对曾国藩集团的放手使用，改变了过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调整了满族贵族和湘军集团的关系；而曾国藩集团也就得以发展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的实力派。到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陷天京，四年多的时间，曾国藩集团共有21 人先后出任总督、巡抚。以同治二年（1863）为例，当时清廷共设8 个总督（未含漕运总督、河道总督）、15 个巡抚实缺，曾国藩集团竟占了5 个总督、9 个巡抚。曾国藩集团不仅拥有军事大权，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权和财权。
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奕䜣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䜣的权力。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䜣“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后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举措，使许多王公大臣感到惊诧，纷纷上折请求收回成命。她见用权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出于政治需要，也就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