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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原名《近代经学》，虽涉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颇多，仍不失为一部有关探讨近代经学史的著作。除导论外，本书共七章：第一章，汉学的复兴；第二章，经学的递变；第三章，经学的锢蔽；第四章，经学的改造；第五章，“旧学”和“新学”；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经学的终结。本书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以为近代经学有以下特点：（一）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经学昌言变革，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与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三）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四）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学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学研究》，就晚清理学的演变进程、程朱陆王的论辩与调和、汉宋对峙与合流、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及其衰落诸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理学处于与宋明和清初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便是讲求“实学”、“实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开掘。在思想理论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学统，无所创新，使其在总体上陷于僵化；其积极方面则在于，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赋予近代的意义，成为沟通古今和中外思想衔接的桥梁。尤其是“求变”、“务实”的“理学经世”思想较多地强调了向外求知和“开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明理学偏于“内圣”的偏颇，顺应了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鉴。“历史证明，传统儒学单靠自身的力量实行局部的改造和调节，是无法近代化的，只有通过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纪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近年来却是成果迭出。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与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张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胡逢祥和张文建等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等，都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前进。
第六节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样，近代社会史研究在长期中断后于八十年代重新恢复，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又一个新的热点。
近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广泛涉及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研究体系上，由个案和专题研究上升到整个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领域，向着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社团、阶级、社区、城市、现代化、社会心态、灾荒和救济等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引进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化理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对社会内在结构功能、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变迁的探索。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第一部系统探讨近代社会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对社会史作如下的界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者叫范畴”。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类的通史性著作。资料丰富，论说分明，是上述两书的共同点，但前者分析细腻，后者则突出史的叙述，又各具特色。
专题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马敏的《官商之间》、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周育民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李文海等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等等，都是较有分量的专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数量、结构状况、变动过程、社会成因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近代的商会及其他社团的研究，广泛涉及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内部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府相互间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会党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政治史的范围，而将之视作社会的一种组织和力量来研究，并把哥老会、青红帮等会党与土匪、军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会关系；灾荒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近代灾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对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讨灾荒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动乃至于和中外战争关系等等，较传统的研究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此外，有关婚姻、家庭、宗教、会党、风习以及社会心态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七节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由于近代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列强彼此间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具体论述了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及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干涉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对华政策。当然，列强侵华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勾结的过程中，将中国社会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论者通过论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通过考察清代外交机构的变迁，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总是各自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似乎是成了历史的规律。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
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国侵华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国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