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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这样的英雄豪杰来“整顿乾坤”。
章太炎对旧学的总结批判及哲学思想章太炎（1868—1936），青年时代曾受业于晚清朴学大师俞樾，打下了坚实的古文经学根柢，被视为“治经甚精”而又通“经世之理”的“真通经术者”。甲午战争之后，他广习西学；在因“苏报案”系狱期间，又开始习佛学，以后以佛学会通老庄和儒学，一生之中学术思想变化较大。
章太炎早年治经，重点放在《春秋》及《左传》。他继承并发展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把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神圣教戒的儒家经典视为“记事之书”，把孔子与司马迁、班固、刘歆等史学家并列，这与视孔子为素王和教主，以《春秋》为改制之书的康有为，在学术上是不同的。但由于章太炎认识到维新变法的进步意义，所以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前，并未直接与康有为论难。他的第一本学术兼政论的文章结集《訄书》，在政治④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 页。
① 《德育鉴·知本》，《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六，第24 页。
②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63 页。③ 《自由书·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3 页。
④ 《自由书·文明与英雄之比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4 页。⑤ 《自由书·英雄与时势》，《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10 页。
⑥ 《自由书·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34 页。
⑦ 《自由书·文明与英雄之比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85—86 页。① 《新民说·论毅力》，《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02 页。
上宣传变革，哲学上肯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并以此作为标准，初步总结评价了对中国历史有过较大影响的人事和学术思想。《訄书》有初刻本和重订本之别，前书宣传社会改良，与康、梁的尊清、崇孔、改制相离而不相反；后书则通过修订，公然排满，提倡民主革命，对改良主义多所批判，以“光复旧物”为资产阶级革命号召。
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章太炎在《民报》、《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一方面继续批驳改良派“以事实徇主义”、歪曲经史以为尊孔保皇服务的经史之学；一方面强调从经史中发掘民族性、民主性的意蕴，作为排满反帝的思想材料，并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诸子学略说》等文章中对孔子的学说和道德展开尖锐批评。由于章太炎具有坚实的经史学基础，坚持“无征不信”的谨严学风，并将其经史研究服从于正确的革命方向，做到了“求是”与“致用”的初步统一，因而在当时思想界造成了极大影响。但是与此同时，章太炎开始主张建立以法相唯识宗为主的“新宗教”，希望以此培植人们的“革命道德”和无畏精神，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主义压迫，结果却使自己转向了“一切唯心”的虚无主义。
在此后10 年左右的时间内，章太炎在学术上依然有所发展。他一方面沿着“朴学”的治学路径，写了《国故论衡》（包括《小学答问》、《文始》和《新方言》），探究和总结传统学术；一方面以佛学解释老庄，以社会学解释《周易》。1915—1916 年他口述《■汉微言》，力图会通古今中西华梵之学，但多调和之说、悲观之情，方法上有时也失之牵强。晚年，章太炎重谈《春秋》，兼及治《礼》，继续阐发“夷夏之辨”、“经国宁民”、“修己治人”的意义，但却是应用于抵抗日本侵略、也对抗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难以协调的目标。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家在近代的代表人物，对历来治经者粗鄙的神学目的论、反动的政治功用论和陈腐的伦理劝教论，曾有所批判；对神怪、附会、考据等陈旧的治经方法有所突破，将传统文化向近代推进了一大步。
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訄书》、《菌说》和《视天论》为代表。在继承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进而又在中国传统“名学”的基础上，摄取西方形式逻辑和印度因明术，丰富和提高了自己的逻辑性。首先，章太炎肯定世界由物质构成，“空不足持世，惟实乃可持世。”①并认为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阿屯）。对康有为、谭嗣同把精神性的“以太”、“仁”、“不忍之心”、“性海”作为世界本原的唯心主义提出批评，否认有超越天地万物的“仁”和“性海”。他援引细胞学说，认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结构，称“今夫庶物莫不起于细胞。。。然非有神宰畀之矣”②。他还肯定世界的发展是由于物质力的运动，如在宏观上他肯定各个天体因摄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而“浮行太空”，而“以己力绕本轴，以摄力绕重心”③；在微观上认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由于内部引力和斥力的相互作用，不断处于分解和结合的运动状态，“相易相生相摩”④，由此出现运动和变化。
① 《实学报叙》，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28 页。② 《〈菌说“嫔*1981 年版，第82—83 页。
③ 《视天论》，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43 页。
④ 《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63 页。
在认识论方面，章太炎信仰感觉来源于物质的反映论，说“知识之全体。亦不能出乎官骸之外”⑤，他把荀子的以目辨色、以耳辨声、以舌辨味等“缘天官”的认识论称为“天下之公言”，而将视客观事物为主观幻化的唯心论叫做“一人之私言”⑥。到写作《訄书》时，章太炎又进一步认识到仅仅依靠感觉是不够的，曾批评颜元哲学的经验论局限，“概念抽象之用少”①，忽视了逻辑的作用。他还认为中国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士人不能“‘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言无分域，则中夏之科学衰”②。他于是以荀子、墨子的逻辑学理论为基干，结合西方和印度的逻辑学，力图建立自己的逻辑学体系，以克服王守仁“致良知”的唯心论与颜元经验论的失误，使人求得真知。
章太炎否认鬼神，反对宗教神学。他认为鬼神之说，是由于人们不能对自然现象作出科学解释而杜撰的欺人之谈。他用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称人死则“淡、养炭、轻诸气、盐、铁、燐、钙诸质，各散而复其流定之本性，而人之性亡矣”③。他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说明人体的形成，用拉马克的“用进废退”解释动物器官的变化，部分地说明了客观环境和实践与人群进化的关系，并向人们宣传：应该重视科学，正视民族危机，开动大脑机器，才能不断争取生存，争取进步。为了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奴役，他还写了《无神论》，运用形式逻辑的推理证明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和上帝“全知全能”的谬误。当然，章太炎仅从形式逻辑入手批判基督教神学，不可能深刻揭示其实质。
如果说章太炎在政治上的落伍是在辛亥革命之后，那么他在哲学上向唯心主义的转变则更早。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就提倡建立法相唯识宗的新宗教。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①。他把“识”（精神、观念）看成唯一真实的存在，把物质世界看成“识”变现出来的假象。还引证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我”看成一切的发端。他虽然强调“自贵其心，不以鬼神为奥主”②，但这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与形式粗鄙的有神论具有同样的本质。他并且由这种“一切唯识”的唯心主义出发，取消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化解一切差别和矛盾，终于形成“万物一齐”的相对主义，主张消泯彼此、是非、大小、文明野蛮的界限，达到“物亦非境，识亦非境，则有无之争自绝”的境界③。这些虽然不乏代表弱者追求解放和“一往平等”意愿的倾向，但更主要的还是体现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弱小，因而转向在精神世界中通过淡化矛盾、麻痹斗志、以求得虚幻的自由平等的精神状态。
孙中山的进化论思想、知行学说和民生史观⑤ 《菌说》，姜义华、朱维铮编注：《章太炎选集》，第70 页。
⑥ 《后圣》，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