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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湖北的会党，主要是江湖会、哥老会。太平天国失败后，长江、汉水沿岸哥老会的势力有很大发展，多次自发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的侵略斗争，提出“反清”、“灭洋”等口号。但因力量分散，多陷于失败。辛亥革命时期，湖北会党的势力相当可观，但湖北的革命党人对联络会党一事最初颇有分歧，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①。革命党人吴禄贞也拒绝联合会党进行革命。直到湖北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才开始联络会党的工作。
科学补习所成立之时，适值湖广总督张之洞扩大新军，于是由负责联络会党的胡宗琬等，动员会党成员加入新军，致使湖北新军中有大量会党成员。科学补习所以后的革命团体如群治学社、共进会等，皆比较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对分散的会党山堂，不是简单地加以联络，而是由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共同建立新的革命团体，将其置于革命党人的领导之下，使会党不再拘泥于旧日山堂的组织形式，而以个人身份参加革命团体。如共进会领导人便采用“换帖拜把”这种会党群众熟悉的方式，组织会党群众并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这样，使湖北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在武昌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4。四川的哥老会。
① 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34 辑。
② 《中华国民起义檄文》，《辛亥革命》第2 册，第476 页。
①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 页。
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哥老会在四川通称“袍哥”，又称江湖会，所以四川人把加入哥老会称做“ 江湖”，哥老会内部称入会为“进步”或“ 光棍”①。
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的组织在四川已遍及各地城乡，并渗透到各个阶层中去。“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人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各个交通沿线的镇场，哥老会皆设立“公口”、“码头”，他们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势力，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重视。黄兴认为，“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因而嘱革命党人李肇甫等“招邀熊克武、但懋辛、余竞成、张百祥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②。同盟会在四川建立组织后，便着手进行联络会党的工作，他们提出：“四川帮会势力强大，散布地区也广，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并制订了“因地制宜，互相联络，联合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③。
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会党接受了革命党人的领导，革命党人派一些同盟会员加入会党，并成为领导者。革命党人熊克武回到四川后，由佘英介绍加入哥老会，当了会内“大爷”；侯橘园加入广汉向阳乡的哥老会，也“当上了码头上一步登天的大爷”④。保路同志军的首领王天杰、秦载赓等，都以同盟会员身份兼任会党首领。革命党人还有意识地吸收会党首领加入革命团体，使之以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会党进行领导。会党的首领张百祥、佘英、李绍伊、张捷先、张达三等，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四川武装起义的骨干。
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与灌输革命思想，大大提高了会党群众的觉悟。四川的哥老会，原来一直停留在旧式农民起义的水平上，“以为革命是想做皇帝”①。经过革命党人的教育，他们走上了民主革命的轨道。孝义会的首领李绍伊原以“兴汉排满”为宗旨，加入同盟会后，领导同志军起义时宣称：“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只是为了推翻清王朝，打倒专制余毒，恢复汉族自由，解救人民痛苦，并不是争城夺地，想当帝王。”②哥老会首领周鸿勋加入同盟会后，将所率队伍“改换旗帜，用大黄旗上书‘中华国民军’，傍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并在发布的《中华国民军邀集革命同人启》中提出：“共和创政，平等分疆”③，已经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
5。陕西哥老会与刀客。
辛亥革命时期陕西的会党十分活跃，主要是哥老会与刀客。哥老会又分① 石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 年第1 期。② 《黄兴传记》，《辛亥革命》第4 册。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6、249 页。
④ 广汉政协：《广汉同志军的活动》，转引自隗瀛涛等：《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8 页。
① 杨兆蓉：《辛亥革命四川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8 年第2 期。②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③ 转引自隗瀛涛：《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557—558 页。
为许多山堂，比较著名的有太白山、提笼山、秦凤山、定军山、贺兰山与通统山等。这些山堂之间虽然互相联系，在反清这一点上也相一致，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领导。大体上陕北较少，关中较多，陕南更多。刀客是关中地区渭河两岸的一批特殊人物，因每人携带一把“关山刀子”，作为自卫武器，人们称他们为“刀客”，主要由破产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组成。最初多三两成群，贩运私盐、私茶，或为商家充当保镖。既有反抗意识，也颇具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没有具体的组织，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统一领导。辛亥革命时期多集体加入军队①。
陕西的革命党人最初对联络会党也颇有分歧。有些同盟会员认为会党知识浅陋，难以接受革命道理，加之力量分散，难以集中，并担心会党会泄露秘密。经过长时间酝酿讨论，才最后决定联络哥老会与刀客。新军中的哥老会，经过具有哥老会与同盟会双重身份的钱鼎的活动，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主要人物与新军头目，同哥老会首领在西安大雁塔举行了一次结盟仪式，在大慈恩寺佛像前供奉“关帝圣君”神位，供桌上摆着香表蜡烛，由哥老会中资深的朱福胜带领众人叩拜礼，歃血盟誓，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间的团结，为辛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宣统三年（1911），四川保路运动给了正在酝酿中的陕西革命以有力的推动。当时西安城内盛传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将于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清廷遂加强了戒备。不久，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使原已准备起义的陕西新军，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他们决定在九月八日（10 月29 日）举行起义，旋因新军突然接到开拔之令，起义又被迫提前举行。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的影响远不如哥老会大，也未建立自己的组织。哥老会则在新军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标有“标航”，营有“营舵”，控制着本标、营的哥老会成员。起义爆发后，新军中原有的建制被打乱，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舵把子和资深人物，便顺利地控制了各个队伍的领导权。所以西安的起义及攻打满城，和后来东西两路抗击清军，主力都是哥老会。这样，军政府成立后，实权便控制在哥老会手中了。这时，哥老会的弱点也逐渐暴露出来。哥老会首领万炳南公开争着要当大统领，张云山也同军政府领导人张凤翙唱对台戏，而且到处增设“码头”，散发“票布”，扩展势力，以为是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甚至干涉地方行政事务，把“码头”置于地方行政之上。有的甚至勒索、抢劫财物，激起地方民众的义愤，给革命带来严重危害。
6。海外洪门。
辛亥革命前，海外洪门在华侨中拥有相当大的势力。美洲华侨之洪门团体，称“致公堂”，“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八九”①。在东南亚华侨中，情况也大体相同。道光年间，新加坡已有天地会成员10000 余人，占华侨总数的十分之八②。到光绪十六年（1890）末，新加坡秘密会党成员已达68000余人③。在越南华侨中，从事体力劳动者，十之八九都参加了洪门组织三合会④。但是，海外洪门组织，主要在华侨中从事互济互助性质的福利工作，很少①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8—278 页。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 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