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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廷从同治五年（1866）起，由总理衙门大臣奕䜣从绿营经制额兵内挑选精壮按照湘军的营制、营规编练军队，共选练6 军，15000 人，于是又出现了练军。
由于湘军、淮军以及练军均程度不等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枪炮，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䜣等也认识到近代化的坚船利炮的长处，主张购买与仿制并举，特别是淮军与练军及左宗棠部湘军较普遍地使用了外国新式武器，且模仿“洋人阵式”，表明作为勇营留作防军的淮军与湘军和从绿营兵中挑选而练成的练军， 已经同以往的八旗、绿营有了很大的区别，从而成为由旧式军队向新式军队过渡型的军队。但因其营制仍与近代西方国家的军队编制有明显的差异，这与此后以完全仿西法编练的新军还是不尽相同的。就淮军、湘军与八旗、绿营比较，前者已属新式军队。而淮、湘两军与甲午战后的新军比较，前者又成了旧军。
③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2，第24 页。
第三节新军胡燏芬与定武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先是李鸿章的淮军从朝鲜平壤败退至中国辽东，接着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又全线溃败，继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盛极一时的淮军与湘军迅速瓦解，清朝军制的落后充分暴露出来。中国在战争中败于“蕞尔岛国”日本的严重现实，引起了许多官员对于改革兵制的思考并纷纷提出一些建议，形成了“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的氛围。其中，出使英俄大臣许景澄的奏请颇有代表性。他说：“自辽海军兴，战守不利，中外论者，审溯兵事得失，无不以仿用西法，创练新兵为今日当务之急。”①清廷也觉察到日本是“专用西法制胜”，决定采用西法编练新式军队，声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未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居夏日而御冬裘也。”②这样，编练一支新式陆军以取代淮、湘旧军，就为形势所迫切需要的了。由胡燏芬编练的定武军实开清末编练新军之先声。
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 年11 月），受命在天津办理东征粮台的广西按察使胡燏芬，接到清政府督办军务处令其“主练兵”的任命，于是他在马厂屯驻，募兵训练，聘德员汉纳根为教习，开始编练新式军队的活动。次年春，胡燏芬初步编练成“定武军”，于九月移驻距天津东南70 里处的新农镇即小站。小站原是淮系周盛传、周盛波所统领盛军的练兵场，因甲午平壤之战时盛军继任统帅卫汝贵临战溃逃而被处斩，盛军亦由此覆灭。胡燏芬利用此地，编就定武军10 营，包括步兵3000 人，炮队1000 人，马队250 人，工程队500 人，共计4750 人。
胡燏芬在编练定武军时揭露了清朝旧军“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的情况，指出湘、淮各军武器装备混乱，阵法陈旧，“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①。有鉴于此，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在编制、训练、战术、武器等方面均一改湘、淮各军的旧习，而使用德国陆军的模式。据他在向清廷的上奏中称：“此次创练新军，一切操练章程，均按照西法办理。”②以往的“旧军”虽然也部分地采用了西式操点，并装备有新式枪炮，但却是以防勇或绿营的军事建制为其特征，定武军则是完全照西法编练的一支“新军”，它的出现引起清代兵制的重大变化。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895 年12 月6 日），清政府派胡燏芬督办津卢铁路。两天后，清廷又根据督办军务处的奏请， 命令衔至浙江温处道的袁世凯负责督办天津小站的练兵事宜。袁世凯将定武军加以扩编，易名为“新建陆军”。
张之洞与自强军①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② 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兵二。
① 《光绪政要》卷21。
②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 册，第3556 页。
有感于《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 年7 月19 日）向清廷呈上《吁请修备储才折》，首先痛陈和约之害：“此次和约，其割地驻兵之害，如猛虎在门，动思吞噬。”接着提出9 条“力求补救”之策，其中第一条为“宜亟练陆军”。他指出：“中国自剿平发捻以来，军威颇振，何以此次军务竟不能支。查发捻虽甚猛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而“我军则仓卒召募以应之，心既不齐，械亦不足，技又不习”，加上“积习已深，将领以克扣为故，常以应酬为能事”，甲午战败并非偶然。因此，他强调“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况且“今外洋各国，无一国不汲汲于兵事日夜讲求，淬厉以相角相伺。我若狃于和局，从此罢兵节饷，而不复为振作之计，是中国永无战胜之日矣”。他建议用1 年的时间在全国仿德国陆军建制编练陆军30000 人，并就江南情形酌量筹议，“拟练万人一军”，其教练之法“悉照洋法”①。
随后，张之洞开始着手编练新式军队。因经费不足，拟编练10000 人的设想未能实现。张之洞通过招募和从卫队、护军营中选拔精兵等措施，编成“江南自强军”。该军有步队8 营，每营250 人，炮队2 营，每营200 人，马队2 营，每营180 人，工程队1 营为100 人，合计成13 营，2860 人。为得西法练兵的真髓，张之洞聘请春石泰等35 名德国军官为自强军教习和担任营、哨两级指挥官，并选中国“壮健有志”的军官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生为副哨官。在训练中，张之洞常常“亲加阅视”，目睹自强军“号令甚严，功课甚勤，兵勇则教以枪炮取准并拆卸修理之法，绘图测量开沟筑垒之事”①。张之洞经过对自强军半年的编练，充分认识到“练兵必须改用洋操”的重要性，并强调“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等7 条为“军之体也”，认为“凡事必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言”，主张“捐弃旧法，别开局面”，以“舍旧图新”②。这样，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与胡燏芬所编练的定武军开了中国创办新式军队之先河。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张之洞由两江返任湖广总督，自强军由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接续办理。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征调自强军到山东归属袁世凯节制操练。后来在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练北洋陆军时，自强军被编入北洋陆军第六镇。
张之洞从两江返湖广时，随同调走护军前营至湖北。他依照编练自强军取得的经验，加大力度在湖北编练新军。他以从两江调来的护军前营为基础，招募新兵，重新组建了护军前营、后营及工程队，从自强军中选聘德国军营担任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之洞较大规模地扩充了湖北新军，计有护军步队8 营、马队1 营、炮队l 营、工程队1 营，武建军步队8 营，武恺军步队4 营，武防军步队4 营，铁路营步队4 营，合计9500 人。张之洞还设立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执法营务处，负责统辖湖北新军。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确定新军军制，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 镇，湖北新军被统一编为陆军第8 镇和暂编第21 混成协。渊源于自强军的湖北新军成为清末仅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7，第17—20 页。
①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8，第3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0，第2 页。
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武装。
袁世凯与北洋新军在甲午战后清政府裁减旧军与创办新军之际，袁世凯因早在光绪八年（1882）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