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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1876），赫德充当李鸿章助理，促成《烟台条约》的订立。
光绪十一年（1885），赫德与金登干、德璀琳操纵了中法和约的谈判。
光绪十二年（1886），在赫德插手下，清廷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承认英国统治缅甸。
光绪十三年（1887），金登干代表清廷签订中葡《里斯本会议草的》，迫使清廷接受葡萄牙对澳门的侵略要求。此外，如光绪十九年中英《藏印条约》、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条约》、光绪二十八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等许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总税务司或一些外籍税务司都在其中发生了关键作用或恶劣影响。
第三，插手清廷派出使团的活动。
同治五年（1866），赫德请假回国。在他建议下，总理衙门派斌椿率同文馆学生一行5 人随赫德赴英、法等国考察。此为清廷派员赴欧之始。赫德特派英籍海关帮办包腊（E。C。Bowra）和法籍帮办德善（E。 de Champs）陪同“照料”斌椿出使欧洲①。此后，赫德等插手清廷派出使团的活动更加频繁。第四，代表清廷参加国际博览会。
晚清国际展览会全由海关派员代表中国参加，借此兜揽中国土产的销售市场，以便外商获利。例如：同治十二年（1873），英籍税务司包腊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奥京维也纳博览会。光绪四年（1878），英籍税务司贺壁理（A。E。Hippisley）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博览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比利时籍税务司阿里嗣（J。A。van Aalst）任中国参加列日（Liege）博览会委员，等等。此举除了有替外商开拓商业利益的目的外，也有侵占中国外交权的用意。
由上可见，海关外籍人员从各方面影响和左右了晚清的外交政策和活动。
关税与晚清财政近代关税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源。李泰国与赫德创立、推行帮办税务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以关税为诱饵。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首次与总理衙门会谈时，为确保在新开各口迅速设立新关，便向奕䜣许诺，通商各口每年可征收洋税银两“通共一千零六十八万两”②。
近代关税额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鸦片战争前，粤海关每年税收约白银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20—26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第22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 卷，第203 页。
②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 册，第504 页。
100 万两左右。到同治三年（1864），各口海关各项税收达787 万余两；同治十年（1871）达1120 余万两；光绪十三年（1887）达2050 余万两（包括鸦片厘金）①。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财政岁入约8800 万两，而其中海关税收就占了2300 万两②。
关税在晚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外交等方面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归纳起来，清廷关税的用途主要表现如下几方面：第一，用于镇压人民群众斗争的军费开支，例如关税就成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经费来源。
第二，近代海防经费基本取源于关税。例如阿思本舰队的经费开支；其后各省舰船的购进，各种海防设施的设置，均依赖于海关税款。
第三，为近代教育提供经费。如京师同文馆与粤省同文馆，向在海关船钞项下开支。福州船政局马尾前后学堂的各种经费支出，及其所派历届出洋留学生经费支出，均由海关税款提供。
第四，为洋务派某些企业提供筹办资金。如全国最大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其由创办到发展长达数十年过程中，各项资金与经费基本依赖于海关税款的拨给。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从未放弃过对中国关税的劫夺。其掠夺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以关税支付战争赔款。咸丰十年（1860）起，清廷为支付英法等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勒索的赔款，便允准列强要求，以海关税收总额的五分之一按季摊付。从此，海关总税务司署便成为偿付列强历次赔款的“出纳机关”①。
其二，关税成为外债的担保品。各种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关税，仅一小部分是厘金及其他收入。甲午战争之前，在清廷关税收入中，按照历年海关报告计算，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额平均约占15。8％，最多的一年（光绪十八年，1892）占19。6％②。甲午战后，在支付军费和巨额赔款的压力下，清廷大借外债，这些外债利息高、折扣大，大都以关税为担保。其结果，不仅使列强最大限度地劫夺税款，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海关行政的控制。例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及光绪二十四年英德借款合同规定，至借款清偿之日为止，前者定为35 年，后者定为45 年，在此年限内，清廷不得变更海关行政组织。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又以维护债权为借口，进而夺取了关税保管权。
其三，海关外籍人员通过高薪等方式侵吞巨额税款。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赫德呈总理衙门“通商各口征税费用”清单，即要求对海关洋员实行高薪制。其中支付税务司年薪银6000 两；副税务司年薪银3600 两；帮办年薪银1800 两；总税务司本人年薪高达银12000 两。而海关的中国差役，年薪仅银72 两。以支付洋员薪俸为主的这笔海关“征税费用”，每年需银“五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二两”③。此数约占税款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一。此费日后有增无减，光绪二年（1876），增加到109。8 万余两；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 册，第801 页。
②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65 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 卷，第425 页。
②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5 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 册，第2942 页。
光绪十四年（1888）增加到173。8 万余两；光绪十九年（1893）增加到185。8万余两；光绪二十四年（1898）增至每年为316。8 万两。①总之，近代关税对晚清的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关税在促进中国近代化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另一方面，关税又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经费来源，并成为列强的掠夺品。“关税收入与外债的关系，和关税在政府财政收入所占巨大比重，一方面使国内外反动势力常利用关于关税收入的谈判，达成政治上的妥协勾结；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旧中国的历次进出口税则都只能是财政税则而不能成为保护税则。”②近代收回海关行政与关税自主权的斗争中国人民为收回海关行政与关税自主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和努力。
近代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是这方面斗争的先驱。
咸丰六年（1856），容闳曾在江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他不能容忍海关主权被外人把持，某日当面向英籍司税李泰国提问：作为华员，将来“亦能升至司税之地位乎？”当李泰国答复“绝不能有此希望”时，容闳即责问道：“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司税耶！”于是愤然辞职，以示抗议③。
其后，许多维新思想家都发出了收回海关自主权的呼吁。如进步思想家陈炽在《庸书》中指出：“天下事，利之所在，即权之所在，不可轻以假人者也”；揭露赫德“阴持朝议”、“左袒西商”、“心怀鬼蜮”的种种行为①。钱恂在《通商综核表序》中大声疾呼：“呜呼！何以堂堂中国曾不倭若，以天下利权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长好利，以笑中国之无才哉！”他还主张学习日本，“日本初聘西人协理（海关），今则全换土人，不用西人矣”；中国“渐裁外人而使代之，我华人皆知奋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关皆无外族矣”②。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对洋人把持中国海关主权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立场。愤怒的义和团群众攻毁了北京总税务司署。赫德逃入英使馆，组织使馆人员及海关洋员对抗义和团，“邮政总办被炮伤故，及稽查各口帐目税务司、副税务司二员受重伤”③。赫德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是“爱国组织”④。
二十世纪初年，在民主革命运动推动下，清廷被迫实行某些改革。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特设税务处，所有各海关所用华洋人员统归税务处节制。此举引起列强不安，英国首先抗议。清廷被迫又向列强表明，税务处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 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