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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条件。
第四，国内工矿业与社会分工有了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第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资本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私人资本主义工业有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为之服务的商业发展高潮到来，使国内商业在1913 至1927 年仍有持续发展。
综观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1927 年国内商业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商品种类和商业经营对象的扩大。辛亥革命时期，汉口商业经营的品种，外货棉制品的品种达60 种，杂货达27 种，五金制品达15 种以上；在国货方面达60 余种。1913 年以后，以进出口货的扩大最为典型，植物油和金属矿产作为重要经济作物和工业原料成了新的重要出口产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豆和籽仁已居中国出口贸易之首，在国内商业中也处于引人注目地位。
第二，商品流通量的增加。进出口商品都要经过国内市场进行交换，因此外贸对国内商业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国内商业也相应发展。1913 年以前，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增加和对外贸易增加的速度基本相一致。1913 年以后，国内各口岸相互贸易的增加速度就超过对外贸易。同时在增长的商品流通量中，中国产品埠际贸易（各口岸之间贸易）占的比重则大幅度提高。由外国进口占全年贸易值，1913 年为49。6％，1916年为42。2％；向国外出口占全年贸易值比重，1913 年为35。1％，1916 年为39。4％；国产品的埠际贸易占全年贸易值，1913 年为15。3％，1916 年为18。4％。
第三，商品流通渠道方面，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其他大中城市为枢纽的，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农村的商业网。
上述商业的持续发展，只是对国内商业本身历史过程而言。甲午战争后，在外国资本操纵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情况下，国内商业的发展则更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贸易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依附性。
2。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
第一，经营范围扩大。在棉布行业业务发达的上海，纷纷出现新商号，光绪二十六年（1900）有130 余家，到1913 年约200 至300 家。上海成为进出口棉布集散的枢纽，全国各地大城市棉布商都纷纷到上海设立商号。还有其他经营进口百货、西药、五金、呢绒、钢铁、化学原料的行业，在宣统二年（1910）以后也相继出现。
第二，经营规模的扩大。如上海有21 个行业中发展起私人资本主义批发商。经营外货的商号也有增加，如汉口的京广杂货铺就改为以外货为主、广货为辅的经营出口货的商业行号；汉口的猪鬃业，刚产生时仅有7 家商号，店主雇员不过70 至80 人，到宣统三年（1911）时商号增至60 家，职工达2000 余人。
第三，商业与产业资本联系更为密切。从沿海到内地的这些城市商业，与外国及本国的产业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的联系还极其密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较快，在上海出现了一批专销本国工业产品的批发字号，称为本厂百货字号，使商业更好地为产业资本服务。第四，一批较大规模的近代商业企业的出现。这些商业企业与旧式商号最大区别在于：它们一开始创业，就采用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方法，以“经营环球百货，推销中华土产”的营业内容。比较有名的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前后，主要由侨商在香港创办的多家百货公司；宣统二年（1910）在上海设立的先施公司和1918 年在上海开办的永安公司。此外如哈尔滨的同记百货公司、重庆的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1912 年，全国共有工、农、商、交通运输等各类股份公司977 家，资本1。1 亿多元，其中商业股份公司131 家，占13。4％，资本1343万元，占总资本的12。1％。
这些近代商业企业由旧式商业继续向新式商业转化，如北京的瑞蚨祥，就是从以买贱卖贵剥削小生产者的旧商业，部分地变成为产业资本服务、分取剩余价值的新式商业。此外，还发生商人资本进一步向产业资本转化的情形。以铁路为例，光绪二十九年（1903），侨商张煜南首先获准承办潮汕铁路，其后5 年中，各省先后成立18 个铁路公司，创业者中有不少是商人；也有通过斗争手段，主要是收回矿权、路权斗争，实现商人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出现商人投资产业的高潮，股份公司兴起，全国有工业公司531 家，资本5480 万元，占全国各类公司资本的49。4％，其中大量是由商业资本转化来的。同治十一年（1872）至1913 年，创办或投资于棉纺织业、面粉业和轮船业的商人有37 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数的18。3％。1914 至1920 年，同类企业的投资户为65 户，占这些企业投资总户的53。7％，成为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最盛之时。而且投资近代企业的商人，1913 年以前主要是封建性旧式商人，1914 至1922 年主要是新兴商人。当然，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与外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更大的独立性。
3。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的优势地位。
中国国内商业的发展，绝对改变不了外国商业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的状况。协定关税和5％的低税率，使外国有力地控制中国的对外贸易；2。5％的子口税，为外贸和土特产的进出口商品在国内市场的流转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就以中外棉商负担的税捐为例：1927 年华商由山西运棉至天津，每担缴纳各种厘捐3。73 元，而外商每担只纳0。254 元的子口税。华商的负担为外商的14。4 倍，因此，外商掌握绝对竞争优势而左右中国国内市场。加之在甲午战争后，外资取得对铁路修筑、经营、运输的种种特权，更加强了外国支配国内市场的力量。
与此同时，外国洋行进一步扩展从城市到乡村的商业掠夺网，以巩固这一优势地位，甚至直接操纵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使中国市场进一步为其进出口贸易服务，逐渐从属于世界市场。首先，国内市场的商品种类和数量随着世界市场的需求而波动，中国茶在世界市场地位下降后，相应在国内市场地位也下降，以至在埠际贸易额中降到棉货、桐油、面粉等之后。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原料生产地后，国外工业所需要的新的原材料增多，于是中国的大豆、花生、猪鬃、麻、桐油等经济作物就先后成为重要出口商品，并且在国内市场也活跃起来，逐渐占居重要地位。而粮食进口年年增加，光绪三十一年（1905）占进口总值的2。9％，1913 年为5。2％，1916 年为6。8％，国内市场上充斥进口粮食，严重排斥了国产粮食，造成农民的破产和中国农业的凋敝。其次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格也为世界市场所决定。
总之，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中国国内市场在外国资本主义控制和支配下，已从属于世界市场，中国商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更加深了一步。第七章交通邮电诞生于欧美的火车、轮船、电报、电话，以及建立在这些新式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基础上的近代邮政，拉近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加速了商品交换与信息传递，迅速推进了工商业乃至军事、政治、文化诸方面的交流与发展。然而，在资本驱使之下，西方列强却将这些近代交通设备用于殖民掠夺。它们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公然损害我国的交通、邮电主权，纷纷在我国沿海、沿江地区设置航运、电报、邮政机构，擅自修筑铁路，用以收集情报、传递信息，便于经济掠夺、军事侵略和政治控制，用先进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加重中国人民的灾难，严重损害了我国权益。
与此同时，我国的交通、通讯还停留在落后的中世纪，与西方先进的交通、通讯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成为我国近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障碍。于是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上书，“以国权、商务、戎机所关甚巨”①，急切吁请创办航运、铁路、邮电，遂“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①。同治十一年（1872），我国始创上海轮船招商局；光绪三年（1877），台湾始设电报线；光绪四年，开设海关邮政局；光绪五年，始设电报线于天津至大沽、北塘之间；光绪七年，筑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凡此种种，成为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之嚆矢。从此，我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