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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持以衡的操守
是你不饰浮华的平淡
塑造了你令人敬仰的形象
美名啊就这样天下流传
岳麓山
山高林密吗你不是这样
飞泉鸣瀑吗你不是这样
不绝于径的觅踪者
看中的是你千年书院里沉淀的思想
先贤们一代一代打造
传承扬弃的人文精神熠熠闪光
沐浴着硕学鸿儒的古风
谁能抑制那永久的向往
活在当下
■ 胡 嘉
有人说
日记是一种多余的东西
日记等于记忆
难过的记忆让人痛苦
快乐的记忆
又如何？
不过也是逝去的罢了
人总是会无的
那些虚渺的记忆
不比人去得更快？
可我说
或许什么都会逝去
什么都留不下
但我现在活着
我会老
我会慢慢地老
而我不想一天一天空白地老
我珍惜感受
我因此记忆
日记就是将记忆储存
如同酿造一坛陈年的酒
酒的酝酿
可以随时绽放出
一缕一缕生命的清香
小说家的诗歌精神
■ 李敬泽 谢有顺等
时间：2004年12月2日
地点：武汉文联文艺创作中心
主办：武汉市文联
协办：《人民文学》、《星星》诗刊、《南方文坛》
主持人：邓一光
邓一光：张执浩是这几年武汉非常活跃的青年作家，他的创作首先在诗歌领域展开，后来又转向小说，近年来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更是铺天盖地。在湖北作家中，有不少作家都是从写诗歌起家的，比如陈应松等。张执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过诗歌写作。他兼有诗人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现在文学创作领域普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小说家是否应该有诗歌精神？”我想请各位专家学者们就此展开讨论。
叶舟：我首先要对张执浩先生能够在今天举行作品研讨会表示祝贺，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心生嫉妒。因为张执浩的创作环境非常之好，武汉的诗人具有良好的气质，滋养出了像邓一光、刘醒龙等等一批为人厚道的作家，他们对年轻作家的帮衬和提携是做得非常好的。
作为诗人的张执浩，我所了解的非常之多。十多年来，许多人在江湖上渐渐消失了，走散了，许多人不再亲切。但张执浩的作品一直处于我的阅读范围之内。我觉得张执浩与我所想像的诗人比较一致。他离标签化、模式化的东西很远。虽然，有关他的评论时常在网上、媒体上出现，但是张执浩一直保持着他稳定宽厚的特点，他的写作一直保持肃穆庄严，与喧嚣的作家圈保持着疏离，有效地保持了他诗歌创作的质地。
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的文学创作必须回到一些伟大的“标准”内，回到美，回到良知，回到诗歌应有的基础之上，而张执浩就是在这个标准内展开自己的写作的。张执浩的创作量很大，像他这样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也很难，这样的态度也使张执浩个人逐渐边缘化起来，特别是在目前诗坛弥漫着一股中产阶级的诗歌气息的情况下。
第一次接触张执浩的作品是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那次有人朗诵的是他当年获得“飞天”诗歌大赛头奖的作品《糖纸》。我觉得这部作品很能够体现出张执浩早期诗歌作品的特点。他的诗歌是带着甜蜜气息的，具有一定的温度，不像有些人的诗歌总是在发高烧。诗歌要有温度，但需要的是适合人体的体温。张执浩的作品符合我刚才所说的“伟大的标准”。张执浩的作品只有在保持必要的温度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他既保证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也规避了一部分不好的东西。
李俊国：张执浩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小说家的诗性精神。我在分析了张执浩的短篇小说之后，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张执浩将一种深层体验的穿透力带进了小说创作中。
从总体上来看，张执浩的小说给学界提供了这样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超验写作；二是现代性转型的可能。从他的《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的表意系统来看，他所表达的是一种超验体验，而非直接生活经验的重写。中国近百年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一直在进行。从我个人的偏好来讲，我非常希望这样超验的作品能够得以发展。从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理水》开始，到海派作家刘纳欧、施蛰存的《魔道》，再到阿来的《尘埃落定》等等，这些作品都不是纯粹的写实，而是抽象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尤其是经过新写实之后，对超验的书写，已不仅仅是诗人的写作，应该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另一种空间。
《天堂施工队》正如叶舟所说是一篇“有温度”的小说。他以“傻子”的视角描写了一个在改革大潮中的城与乡的故事，但他的写作方式是魔幻的。张执浩已有的诗性感觉在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他的小说的叙述方式与表意系统都是超验性的。但是，我觉得，张执浩的小说在某些地方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可能。比如如何穿透道德理性。增加对理性解
构的力度，而不仅仅是表现富足者的幻灭，不仅仅是对道德沦丧的惩罚。我一直在对这样一种文学现象进行思考，并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现在的一些很有潜力的现代性作家及其可能的转型。像刘恒、余华、林白这样的作家都面临或经历了这样的转型，这是一种文学事实。张执浩也不例外。张执浩的文学创作也在转型，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诗歌向小说的转型；2、从作家体悟到言说的转型；3、从表达自我经验到表现揭示人生的转型。中国文学经历了几次大的文学转型期，比如上世纪20年代的转型，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表现了20世纪90年代对日常性审美的关注。但是那种生命性、实验性、先锋性、私我性的东西却在转型中不知不觉地放弃了。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的实验精神和创作结构的探索怎样在小说中得到延续？这一点张执浩是做得比较好的。他在内容上并没有仅仅表现我们现代人的破碎感、荒诞感，在形式上也不是简单的用“冰山”结构和唠叨的方式。一般的先锋诗人在转入小说创作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将诗歌的抒情性和小说的叙事性进行有机地结合？怎样才能做到保持生命感觉与叙事的结合？张执浩的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是更能够体现出小说的叙事张力的，他表现的是一种人物分裂时的精神状态。而《天堂施工队》则将超验性的东西和神秘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先锋性与小说叙事文本的有机融合应该说是诗人的优势。我觉得，张执浩今后在叙事元素上应该更加注意的一点：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本所应有的张力、起伏和信息强度还有待加强。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最好能够保持基本叙事元素的恒定。
魏天无：我和张执浩是二十年的朋友、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同学，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拒绝对张执浩的作品作出评价，因为我怕我的评价有失客观。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很少判断，只是描述。但是今天，我不想再刻意地保持不必要的客观了。特别是在我读了张执浩的《美声》和《覆盖》那组作品中的《与父亲同眠》之后，我觉得张执浩完全可以列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秀的诗人行列，张执浩写父亲母亲的诗歌完全可以列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汉语诗歌最优秀诗篇的行列。
《美声》是张执浩写作的一次大转折。这种转折由许多因素促成，有诗内的也有诗外的，最主要的是诗人的写作呈现的诗与生活关系的变化。我当时说它带给我“久违的震惊感，近乎奢侈”，我将它定位在“还原常识”和“回到内心”的写作，意思是，生活是一种常识，不需要太多的诡辩。无论它是怎样的千奇百怪、千疮百孔，也无论它有多么的琐碎、平庸，我们都必须接受、容纳它，并且为之感恩。主要是诗人与生活关系的变化。因此，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只剩下了还原。张执浩在获得“2002年度中国诗歌奖”后接受采访时曾说：在诗歌写作中，有时候说出常识比说出真理更加困难。诗人更重要的是返回内心。诗人应该表达的是返回内心之后最真实的东西。现在许多诗人在刻意追求个性，追求与众不同。有时候这种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