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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悲恸，再次证明了他的不快乐，同时也彻底揭露了时代精神现象本身的虚妄。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四节 个人对时代的承担：
《帕斯捷尔纳克》前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是王家新在这首诗中歌咏、倾诉、以期达到“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的对象。在分析诗歌本身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这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原来是一位注重自我内在体验的现代诗人，但在苏联建国后被逐渐剥夺了自由写作的权利，他经过长期沉默后，于50年代后期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又因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再度受到国内的严厉批判，此后他不得不屈服于这种专制的压力，直到去世。显然，在这首诗里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形象被强烈地涂抹上了诗人王家新的主观色彩，用他的话来说，帕斯捷尔纳克比起苏联专制时代的其他一些诗人，他“活得更久，经受了更为漫长的艰难岁月，……他更是一位‘承担者’”＇8＇。但他的活着并非是媾和于黑暗的年代，而是保持着自己的信念与良知，要比死者承受更多的痛苦和压力。在《帕斯捷尔纳克》［9］这首诗中，王家新这样刻画这位诗人的境遇与精神：“你的嘴角更加缄默，那是//命运的秘密，你不能说出/只是承受、承受，让笔下的刻痕加深/为了获得，而放弃/为了生，你要求自己去死，彻底地死”。诗中所有意象几乎都集中于时代的苦难：“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在弥撒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自己的土地！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在风中燃烧的枫叶/人民胃中的黑暗、饥饿……”面对苦难的唯一选择，只有承受。帕斯捷尔纳克只有承受更疯狂的风雪扑打，才能守住他的俄罗斯，而承受的结果便不再是苦难，“这是幸福，是从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诗歌本身已经清楚地表达出了这些意向，而且把它所能说的全部说了出来，这在90年代初的中国是震憾人心的。所以这首诗一经发表便传诵一时，它以个人的睿智和忧伤体认了一个时代苦难的形象，然后确立起了一种要求承担苦难并朝向灵魂的高贵的存在尺度。也许后者是迫使王家新写作这首诗的更根本的冲动。这个存在的尺度是由帕斯捷尔纳克所给予的：“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不是苦难，是你最终承担起的这些/仍无可阻止地，前来寻找我们//发掘我们：它在要求一个对称/或一支比回声更激荡的安魂曲”；“这是你目光中的忧伤、探询和质问/钟声一样，压迫着我的灵魂”。非常明显，这首诗中的个人化倾向，所强调的不是从时代中抽身而退，也不是逃避对时代的责任和对传统的绝对反叛，而是显现为人与世界的必然相遇，显现为个人对以往人类精神的主动承续，以及凭借一己的存在来承担起人类命运与时代生活的全部压力。在这个意义上，帕斯捷尔纳克其实是一个精神上的象征，他是王家新为自己及同时代人所矗立的精神高度，借以自我观照、涤净心灵中的雾霭。正是通过这种承担，个人也才能真正成其为个人。这意味着告别流行的轰响与喧哗，穿透轻浮的言词与行为，以坚持某种真正属于内心良知、同时也真正属于人类整体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诗中的体现，就是虽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但却要按自己的内心写作。这也就意味着，这首诗透露出来自帕斯捷尔纳克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坚守内心的写作：“从茫茫雾霾中，透出的不仅是俄罗斯的灵感，而且是诗歌本身在向我走来：它再一次构成了对我的审判……”＇10＇应该说这首诗中确实还提供了一个诗学尺度，写作是个人对时代承担的具体形式，借用王家新自己在别处写下的话来说，写作是“一种把我们同时代联系起来但又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方式。”至于写作的内心化的方面，则意味着“把终生的孤独化为劳动”＇11＇。这其实正是帕斯捷尔纳克在诗中的写照，他始终是被作为一个按照内心良知写作的诗人来加以歌咏的，他以缄默的嘴角拒绝了世俗的喧哗之声，而进入到心灵世界的孤独与忧伤之中。诗中对于这一形象深情的吟咏，也就是诗人对自己的个体存在方式的确认和内在约束。有关《帕斯捷尔纳克》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成就，主要被认为是创造了一种“深度意象”。这也就意味着它通篇都保持了一种朴素直接的表达方式，很少需要特别加以诠释的修辞，亦没有那些浮于语言表层的装饰性意象，所有的语词都用来营造一个内心化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述及的全部内容。这在根本上正是一种按照内心的写作：表达的冲动全部都来自于诗人最纯粹最内在化的要求。注释：＇1＇引自陈思和《共名与无名》，收入《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2＇引自李振声《季节轮换》，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3＇参阅陈思和《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二）》序，收入《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碎片中的世界》，收入《写在子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4＇《我与地坛》，初刊于《上海文学》1991年第1期。＇5＇参阅张新颖：《平常心与非常心史铁生论》，收入《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版。＇6＇《叔叔的故事》，初刊于《收获》1990年第6期。＇7＇引自王安忆《近日创作谈》，收入《乘火车旅行》，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8＇引自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收入《游动悬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页206页。＇9＇《帕斯捷尔纳克》收入王家新诗集《游动悬崖》，第64页。＇10＇同上，206页。＇11＇引自王家新《谁在我们中间》，收入《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67页。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二十一章 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
第一节 新的写作空间的拓展社会转型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拓展了各种新的生活空间领域，或者是改变了旧有生活空间的实质内容，这给当代文学创作带来了相应的变化，即表现为对写作空间的拓展。如果举其大概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女性意识的日趋自觉，当代诗歌和小说中出现了具有鲜明个人立场的女性题材创作；又由于80年代以来大量中国人留学或移民国外，随之兴起了海外新移民题材的文学创作；还因为和平时期军队生活的特殊性，军旅题材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由传统的敌我斗争意识的艺术表现转向了对军人深层个性心理的探询。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写作空间的拓展不仅是指创作题材的开拓，同时它还意味着形成了新的审美形态，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富于创造性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在更加切近文学自身的层面上打开了新的写作向度。女性写作空间的开拓。尽管女性意识在本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早已有之的内容，像丁玲、萧红、庐隐、张洁、舒婷等女作家的创作都明确表现出女性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并且其中也含有女性视角及修辞方式的自觉，甚至在丁玲的早期作品中还反映出了与当代女性写作的个人化倾向相沟通的潜在可能，但在当代女性文学的主张者看来，90年代以前的女性写作处在一种“‘花木兰式境遇’化妆为超越性别的‘人’”，这也就是说，其中所表现的女性自身特征是有一定限度的，多半会为无性别之分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所遮蔽。这种情形直到80年代中期才有变化，特别是90年代之后，女性写作终于形成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向度。女性文学的主张者认为“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与性别自觉。……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与经验”＇1＇。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新向度是一种着重于表现女性自身特征、并且更加个人化的写作倾向，其中所表达的女性意识已不是与男性可以共享的公共意识，所揭示的女性问题也不再具有共名的普遍意义，反之，这种倾向所展露出来的女性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写作者的个人世界之中，尤其是作为女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中，是以独特的个人话语来描绘女性的个体生存状态（包括相对私人性的生存体验，也包括女性的躯体感受、性欲望等感性内容）。这一新的写作倾向的最初成就是80年代中期的女性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