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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不正当途径进城的，于是取消了公职，重又打发他回到农村；这时，即将迁居南方城市的黄亚萍也与他分手，而遭心灵打击的巧珍则早已嫁人，高加林失去了一切，孑然一身回到村里，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流下了痛苦、悔恨的泪水。路遥说过，他始终关注的焦点是“城乡交叉地带”。其实，他所说的“乡”果然是名副其实，但“城”却并非“城市”而只是“城镇”，但与乡村相比，两者的文化落差还是十分明显的。社会文明的发展变迁，总是从“城市”、“城镇”而后波及乡村，所以，关注城乡地带变化，即便从反映80年代农村变革的角度，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小说《人生》就是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出生活中的丑恶与庸俗，强烈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中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是一个颇具新意和深度的人物形象，他那由社会和性格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命运际遇，折射了丰富斑驳的社会生活内容。借助这一人物形象，小说触及了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的、道德的、心理的各种矛盾，实现了作者“力求真实和本质地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的”的目的。在高加林的性格中，错综复杂地交织着自尊、自卑、自信等方面的性格因素，好象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四边形”在互相冲突，互相牵制，从而在一次次骚动和斗争中决定着他的选择，产生一个总的结果。这个结果似乎不以旁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与高加林的本意相对立的。小说通过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多层次地展现了高加林这种的悲剧性格的形成过程。高加林与传统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搂的联系，他对爱情是相当严肃的，他对巧珍也有着真实的感情，但在变动着的现实中，在他对城乡生活的差异有了强烈的感受之后，他被实现个人愿望的可能而引起的骚动所折磨：一方面他留恋乡村的淳朴，更留恋与巧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厌倦农村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向往城市文明，希望能在那里实现自己新的更大的人生价值。对他来说，这一开始就是一个甜蜜而痛苦的矛盾。由于偶尔的机会，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他对生活、对自己作了重新的估量。最后，他与刘巧珍的爱情终于被与黄雅萍的世俗爱情所替代。他与刘巧珍的分手标志着与土地和它象征着传统乡村生活的决裂，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终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合法却似乎不尽赶理和合情，特别是它对巧珍所带来的伤害更令人遗憾，就是他自己也难免内疚和不安，他在心里谴责自己：“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自我谴责背后是一种痛苦搏斗后的自我肯定。最终他把来自内心的良心发现和来自外部的责难全部否定，“为了远大的前程，必须作出牺牲！有时对自己也要残酷一些。”这里个人主义的排他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表现，在这一两难选择中，人生的含义终因被他误解，社会变成了一座动物化了的竞技场。但作者并没有回避高加林选择的合理因素，高加林的悲剧同样给读者这样的启示：倘若古老而淳朴的乡村文化不能产生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倘若刘巧珍诚挚又深沉的爱情始终不能满足高加林个人愿望中的合理部分，那么，传统生活哲学如何说服他、束缚他呢？这里，作者显然已经超越了早期“改革文学”中对人物及其处境作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而是深入到社会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和心理层面，以城乡交叉地带为了望社会人生的窗口，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切入社会，既敏锐地捕捉着嬗递着的时代脉搏，真切地感受生活中朴素深沉的美，又对社会变迁的观察融入个人人生选择中的矛盾和思考当中，在把矛盾和困惑交给读者的同时，也把启示给予了读者。路遥的小说叙述，朴实、深沉、厚重、蕴藉，其中的人物大多元气充沛，除了高加林之外，另一个主要人物刘巧珍的形象也被塑造得生动感人，她那“像金子一样纯净，像流水一样柔情”的性格和灵魂，也给人予深刻的印象。作者始终认为，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这样的自信力在《人生》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在他的长篇遗作《平凡的世界》体现得更加有力。注释：1《假如我是真的》，1979年10月在上海上演，剧本初刊于《戏剧艺术》、《上海戏剧》联合增刊（1979年8月）。本教材依据《争鸣作品选编》（第一辑）本，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1981年内部发行。2《陈奂生上城》，初刊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2期。3《人生》，初刊于《收获》1982年第3期。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十四章 民族风土的精神升华
第一节 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那样直接面对人生、反思历史、与社会上的阴暗面做短兵相接的交锋；也不像启蒙主义大旗下的文学，总是发人深省地从芸芸众生的浑浊生活中寻找封建阴魂的寄生地。这些作家、诗人、散文家的精神气质多少带着一点儿浪漫性，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本土文化采取了比较温和、亲切的态度，似乎是不想也不屑与现实政治发生针锋相对的摩擦，他们慢慢地试图从传统所圈定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中游离开去，在民间的土地上另外寻找一个理想的寄托之地。从表面上看，这种新的审美风格与现实生活中作家们的政治追求和社会实践的主流有所偏离，也不必回避其中有些作家以“乡土化”或“市井化”风格的追求来掩饰其与现实关系的妥协，但从文学史的传统来看，“五四”新文学一直存在着两种启蒙的传统，一种是“启蒙的文学”，另一种则是“文学的启蒙”1。前者强调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并以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作为衡量其深刻的标准；后者则是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它常常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尽同步。追溯其源，新文学史上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老舍、萧红等作家的散文、小说，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这一传统。“文革”刚刚结束之初，大多数作家都自觉以文学为社会良知的武器，积极投入了维护与宣传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实践，以倡导和发扬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为己任；但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逐渐体现出来，于是，文学的审美精神也愈显多样化。就在“伤痕”、“反思”、“人道主义”、“现代化”等新的时代共名对文学发生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一些作家别开生面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审美概念，它包括“民族性”、“乡土性”、“文化小说”、“西部精神”等一组新的审美内涵来替代文学创作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类创作中的代表作有被称为“乡土小说”的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等中篇小说，有被称为“市井小说”的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短篇小说等，有以家乡纪事来揭示民间世界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以家乡风情描写社会改革的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有拟寓言体的高晓声的《钱包》、《飞磨》等新笔记小说，还包括了体现西北地区粗犷的边塞风情的散文和诗歌，等等。在文学史上，仅仅以描写风土人情为特征的作品是早已有之的，“文革”后涌现出来的陈奂生系列、古华的《芙蓉镇》等小说，在较充分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也同样出色地描写了乡土人情。但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里，风土人情并不是小说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精神出现的。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是艺术的主要审美对象，反之，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而当时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诸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等）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