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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一座座知识分子的自己的雕像。作为私人话语，它们在当时不可能公开发表，因而默默无闻，然而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时间的大浪淘沙使得“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无梦楼随笔》无疑是当代文学史乃至当代文化史上的一座道德文章的丰碑。注释：1引自陈毅《在话剧、京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该报告作于1962年3月6日，后刊载于《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2两个批示：毛泽东1963、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工作所作的两个批示的简称。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情况汇报》上作了第一次批示：“各种文艺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中宣部、文化部直属文艺单位、文联各协会，根据批示精神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整风。结束时中宣部编写了“情况汇报”（草稿），毛泽东1964年6月27日在这份报告上作了第二次批示：“这些协会和它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批示下达后，在第一次整风范围内的单位、团体再度进行整风，文艺界不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运动。江青等人不久依据这两个批示发展为“文艺黑线专政论”。中共中央1981年否定了这两个批示。参见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第394－395页。3“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文艺口号。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高度评价了延安工农兵群众文艺“紧密配合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做法；第二次文代会周扬作《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再次肯定地方文艺工作者“配合中心任务的文艺宣传”经验。至1958年，配合中心工作的论点，演变为“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的口号，为当时的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0年代末，这个口号才被否定。4引自李扬《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219页。5引自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原载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红旗》杂志转载时姚氏作了一些修改，本教材引文据《三家村札记》附录姚文（该附录据《红旗》杂志本），见该书215、227页。6引自李扬《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7《桂林山水歌》、《长江三日》分别原载《人民文学》1961年第10期、底3期，本教材分别依据《贺敬之诗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刘白羽散文四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8引自李辉《落叶》，收入《李辉文集。沧桑看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页。9《燕山夜话》是邓拓应《北京晚报》以“马南邨”的笔名开的杂文专栏，初次发表自1961年3月起到1962年9月停止，共载杂文150多篇。曾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1963年3月出版《燕山夜话》合集。1979年同一出版社出版新一版，本教材对《燕山夜话》的论述即依据该版本。《三家村札记》系《前线》杂志特约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以笔名“吴南星”合写的杂文专栏，自1961年10月起到1964年7月止，共发表杂文60多篇，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之成集出版，本教材依据该版本。另外论及邓拓未收入此两集的杂文是参考了李辉的《书生累》一文。特此说明。10《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156页。11以上引文引自李辉《书生累》，见《李辉文集。沧桑看风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236页。12邓拓写作该文时《燕山夜话》已经停止，但《三家村札记》还在继续，该文未收入上二书，引文据李辉《书生累》转引，同上书239页。13引自《燕山夜话》81页。14引自《三家村札记》7－8页。15引自《燕山夜话》92页。16引自《王道和霸道》，引文见同上书321页。17转引自李辉《书生累》，收入《李辉文集。沧桑看云》，第239页。18《无梦楼随笔》初版于陈思和、李辉所策划的《火凤凰文库》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对文学的摧残及〃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空前的政治运动，它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历时整整十年，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极其深远的破坏性影响，文学当然在此之列，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以文学艺术作为其主要批判领域，虽然在它的背后有着更为险恶的政治权力斗争作为枢纽。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但它的“导火索”则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的。1961年初在北京上演。吴晗写海瑞原是为了响应1959年毛泽东提出要宣传和学习海瑞的主张，但庐山会议以后，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政策及其后果向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激烈的批评性意见，被免去国防部长等领导职务，毛泽东又把彭德怀看作是海瑞式的人物，康生和江青有意把历史剧中的海瑞与现实生活中的彭德怀联在一起，促使毛泽东认可了此剧具有影射意味。姚文元的这篇批判文章正是江青和张春桥的直接授意策划而成，并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发表的。同年11月29日后，全国主要报纸均予转载，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66年2月，江青得到林彪的支持，并以林彪的名义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形成一份纪要，经江青、张春桥、陈伯达修改，毛泽东在审阅时又亲自修改了三次。纪要共十条内容，包括“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破除对30年代文艺的迷信、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等，并且点名批判了一大批文艺作品。其中关于“文艺黑线专政论”是这样解释的：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表示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它与另一条“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相配合，从文艺路线和文艺组织两个方面全盘否定了新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以此作为洗劫文艺界的依据，给以后的文艺造成了极大的祸害。同年4月，这个会议纪要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题，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达全党。这就与中共中央此前签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形成了完全的对立，并且否定了后者。当时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在《二月提纲》中，强调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是学术问题。《纪要》的出台同时也表明江青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确立。自60年代初期以后，江青在文艺领域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也表明中国的文化和文艺格局的新变动。因为50年代初对胡适派文人的批判否定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使知识分子基本上失去了基于“五四”自由主义立场批判现实的能力和权利；1955年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又将来自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反对派清除出文坛；1957年的“反右”运动又剥夺了一大批在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权利；直到这时为止，周扬一直是以解放区以来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传统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