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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会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旋涡？原因似在文本的叙事逻辑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的错位。从小说所反映的历史长卷而言，第一部的农民斗争只是铺垫，主要表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运涛、江涛都是农村知识分子）在广大农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起着革命的先锋与桥梁的作用，直到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屡遭失败，并在唤起了民众之后，有组织有觉悟的农民阶级才逐步承担了历史的革命重任。所以《红旗谱》的主题实际上是写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的成长，从第二部《播火记》开始农民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但在当时，突出知识分子革命经历的艺术实践不符合新的文化规范。8尽管作家表现的是参加了革命实践的知识分子，仍然会被认为是对工农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不真实的反映，而且《红旗谱》所描写的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是执行了当时中共党组织内部的左倾路线，这多少是有忌讳的，所以作家为了淡化这一历史背景，只能让尚未作好准备的农民好汉朱老忠仓促登场，构成了小说文本与主观解读的严重错位。但如果我们换一个阅读视角，即从民间的角度来解读《红旗谱》，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在描写北方民间生活场赴和农民形象方面还是相当精彩的。作家说过：“只要概括了民族的和人民的生活风习、精神面貌，即使不用章回体，也仍然会成为民族形式的东西。”9也就是说，所谓“民族化”，重要的不是形式而在内容，只有对自己所要描写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文化心理有了真正透彻的理解和美学上的把握，作家才有这样的自信。小说语言风格浑厚朴素，在看似有点自由散漫的叙事中，仿佛是无意间的点染，绘织出一幅幅乡间的人情风土。如“脯红鸟事件”，不仅写出了河北民间玩鸟的风俗文化，还轻松地写出冯老兰“老夫聊发少年狂”，和运涛大贵两个孩子的不同胸襟和性格，虽酝酿已久，却举重若轻，引出朱严两家第二代人的形象。朱老忠的形象如果不用所谓“英雄”来衡量，那么，他的慷慨，豪迈，讲义气，有远谋，急人所难等等农民好汉的脾气，通过点点滴滴的语言和细节还是表现得很鲜明的。还有些次要人物也写得相当精彩，那严老奶奶，无数次唠叨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最后怀着对走关东的丈夫的急切盼望死去；那春兰，是当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农村闺女形象。她与运涛的相爱过程，从两小无猜到以身相许，再到忠贞不渝，都写得朴实无华，真挚动人，表现出在北方保守的伦理环境下农村姑娘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美好感情。作品中写得最美的段落大多与春兰有关，在浓郁的村野气息中，饱含着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眷恋。五六十年代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有些是以多卷本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如果不是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许多作家可能是毕其一生的精力来完成一部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长卷。但由于60年代愈演愈烈的中共党内路线的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作家们遭受的残酷迫害，以致许多鸿篇巨构未能完成，即使有的作家挣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继续完成创作计划，但由于作家精力和体力都受到严重摧残，无力在现实的经验教训中重新反思历史和认识历史，使原来的创作冲破当时的时代共名的束缚，以追求达到新的认识水平。所以，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后几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往往不及第一部。 转自宇慧文学世界上一页 下一页第二节 家族和历史的命运组合：《三家巷》
曾经是上海左联盟员，后来在延安参加过文艺整风的欧阳山，早在1942年就有意要创作一部“反映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历史小说，初取名为《革命与反革命》，1957年正式动笔，改名为《一代风流》。1959年出版第一部《三家巷》，10主要表现“一个叫周炳的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半生经历”11。在50年代出版的现代历史题材创作中，这部作品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表现方法和风格情调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它以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个人的成长道路、家族的兴衰沉浮竿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通过与广州直接有关的省港大罢工（包括这期间发生的“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广州起义等重大事件，表现了20年代的工人运动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以及第一次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全过程，描绘出中国革命初期既轰轰烈烈又错综复杂的时代画卷。《三家巷》的叙事是从《子夜》模式发展而来，书中每个人物都是某种阶级的典型。但是作家表现历史的独特的切入点和表现方法相当引人注目，他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这一系列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和鲜明特色的运动和斗争，而是通过人物的心理历程来反映革命运动，以展示社会生活风俗来表现时代政治风云，别出新裁地塑造了一个远离斗争漩涡、并不具备革命者成长要素的“典型环境”三家巷，作为当时广州社会甚至20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作家精心编织出一个以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社会关系为主的人物关系网，通过周、陈、何三家以及他们的各种社会关系，表现革命运动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并通过革命运动的深化使各种阶级力量发生分化，虽然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思仍然符合“阶级斗争”的时代共名，但其间的多元复杂关系，尤其是对不同阶级出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元复杂关系的描写，打破了一般现代历史小说把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简单化庸俗化的思维定式。在三家巷的三家人中，周家是世代打铁的手工业劳动者，陈家是由小商人发展起来的买办资本家，而何家则是靠大荒年办赈济暴发的官僚地主，他们分别代表了广州这类大都市主要的社会阶层。但作家没有机械地用阶级观点来处理三户人家的关系，他从富有中国特色的家族－社会关系写起，放手建构作品主要人物之间的“五重亲”关系：在表亲、姻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换贴兄弟、邻居、同学三重关系。第八章《盟誓》、第九章《换帖》写陈文雄等五个中学毕业生，满怀青春激情，在三家巷结盟宣誓，发誓要“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洋溢着年轻人的单纯、自信、理想主义，写得非常感人，同时也通过他们个人的不同信仰之争，暗示了日后的分裂。这种关系写出了人的阶级性不是先验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特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环境才会逐渐显现出人的阶级本质。作家是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对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与分化尤其注重，陈文雄与四个姐妹原来都是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熏陶的进步青年，他们主张自由恋爱，人人平等，同情社会主义，但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却一个个暴露了软弱动摇的性格。应该指出作家这样的构思仍然体现了时代共名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以及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实际斗争中向革命转化的可能性缺乏实事求是的理解与尊重。但作家毕竟细腻地描写了这一分化的过程，给读者提供了艺术想象的余地。周炳这位历史长卷中的主人公，在五六十年代文学人物长廊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艺术形象，作家把他定性为：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打铁出身，不仅指他出身于世代打铁的家庭里，身上流着早期工人阶级的血液，而且他自己也打过铁，与一批城市手工业劳动者结成真诚的友谊，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实践中将逐渐磨练成坚强战士的阶级基础。但同时他又是个知识分子，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但从小在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哥哥姐姐的温柔爱护下，几乎是本能地接受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这也注定了他在参加严酷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必将接受严峻、甚至痛苦的考验。作家既不把他当作英雄人物来塑造，也就没有一般作家难以甩掉的思想包袱，能够比较放手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敢于直言不讳地暴露人物的憨直、软弱、幼稚、温情等性格弱点和不切实际、富于幻想等性格弱点，使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独特的个性和鲜活的特征。作家笔下的周炳，是一个“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又俊又傻的特点，构成了一个“现代的贾宝玉”式的独特个性的周炳。他既对革命胜利充满浪漫主义幻想，但又经受不了革命失败的打击，虽然作家通过他一次次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得到锻炼，写出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