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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知足不是容易做到的。知识越开，越不能知足。故若要知足，除非毁除一切知识。
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做“不争主义”。他说：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种学说，也是时势的反动。那个时代是一个兵祸连年的时代。小国不能自保，大国又争霸权不肯相下。老子生于这个时代，深知武力的竞争，以暴御暴，只有更烈，决没有止境。只有消极的软工夫，可以抵抗强暴。狂风吹不断柳丝，齿落而舌长存，又如最柔弱的水可以冲开山石，凿成江河。人类交际，也是如此，汤之于葛，太王之于狄人，都是用柔道取胜。楚庄王不能奈何那肉袒出迎的郑伯，也是这个道理。老子时的小国，如宋，如郑，处列强之间，全靠柔道取胜。故老子提出这个不争主义，要人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要人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又教人“报怨以德”。他要小国下大国，大国下小国。他说暂时吃亏忍辱，并不害事。要知“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含有他的天道观念。他深信“自然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故一切听其自然。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天道之自然。宇宙之间，自有“司杀者杀”，故强梁的总不得好死。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罢。
●第四篇 孔子◎第一章 孔子略传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经元前５５１），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历纪元前４７９）。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国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的叙述了。他曾见过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３４岁之后（说详上章）。
孔子本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资格，做定公的傧相，和齐侯会于夹谷，很替鲁国争得些面子。
后来因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去周游列国。他在国外游了１３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机会。到了６８岁回到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把古代的官书，删成《尚书》；把古今的诗歌，删存三百多篇；还订定了礼书、乐书。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彖辞。后人又把他的杂说篡辑成书，便是《系辞传》、《文言》。这两种之中，已有许多话是后人胡乱加入的。如《文言》中论四德的一段。此外还有《杂卦》、《序卦》、《说卦》，更靠不住了。除了删《诗》、《书》，定《礼》、《乐》之外，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所以《诗》、《书》、《礼》、《乐》都是他删定的，不是自己著作的。就是《易经》的诸传，也是根据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的。
此外还有许多书，名为是孔子作的，其实都是后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又夹许多“诗云”、“子曰”，可见决不是孔子做的。《孝经·钩命诀》说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也是汉人假造的诳语，决不可信。
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做的，却极可靠，极有用。这书大概是孔门弟子的弟子们所记孔子及孔门诸子的谈话议论。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又说：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没有政治改良的机会。所以专心教育，要想从教育上收效。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说“有教无类”，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他的弟子定必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细述的了。我且引他自己说自己的话：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话虽不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气，却很可想见孔子的为人。他又说他自己道：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何等精神！《论语》说：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知其不可而为之 ”七个字写出一个孳孳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
◎第二章 孔子的时代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个时代，既叫做邪说暴行的时代，且看是些什么样的邪说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３６次，内中有许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类。此外还有贵族世卿专权窃国，如齐之田氏，晋之六卿，鲁之三家。还有种种丑行，如鲁之文姜，陈之夏姬，卫之南子、弥子瑕，怪不得那时的隐君子要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第二，“邪说”一层，孟子却不曾细述。我如今且把那时代的“邪说”略举几条。
（一）老子 老子的学说，在当时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说”了。
你看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说“圣人不仁”，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去知，民利百倍”。这都是最激烈的破坏派的理想（详见上篇）。
（二）少正卯 孔子作司寇，７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
一、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
二、其谈话足以饰袤荧众。
三、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
这三件罪名，译成今文，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
（三）邓析 孔子同时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该算邓析。邓析是郑国人，和子产、孔子同时。《左传》鲁定公九年（西历前５０１），“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２１年（子产死于昭公二十年，西历前５２２），《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第一因为子产是极不愿意压制言论自由的。《左传》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可见子产决不是杀邓析的人。第二子产铸刑书，在西历前５３６年。驷颛用竹刑，在西历前５０１年。两件事相差三十余年。可见子产铸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决不是一件事（金刑还是极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传写流通的刑书）。
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端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这话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话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书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说：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民之献衣襦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又说：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县书是把议论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