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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好多人说，还有一本流传全国的手抄本《少女之心》，已经传进了这个城市。书不长，情节也简单，里面尽是男女之事详细的描写！那是一本最毒的坏书！为挡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流毒，公安局对全市学校采取了好几次袭击行动，搜书包，追查抄写之人，进一步追查炮制此书的坏分子。不知多少人为此书进了监狱，甚至送了性命。我充满好奇地等着张妈的儿子传过这本书来——张妈不识字，我要书，她就拿给我看。但这本书，她儿子可能藏得太紧了，我很幸运，始终没能看到。
张妈的宝贝儿子被两个公安人员从院子里带走，劳教了好几年，或许就跟这本书有关系。张妈哭天泼地，咒书烧书，闹得轰轰烈烈。
我想起有一个深夜，张妈端着一盏煤油灯从后院走到前院，为儿子开门，儿子在门外抱住一个农村来的姑娘不放。张妈光着脚丫，就站在门里候着。我赤脚站在阁楼的小木廊上，正好看到那个情景，张妈不敢惊动他们，又不好让他们到屋里，只是不时用手去遮护风吹着的煤油灯，灯芯的微光照着她苦恼的脸。
讲共产党带领穷人闹革命的革命小说，倒是可以从学校里借到。千篇一律的描写，也吸引我，我喜欢小说里穷人要翻身得解放的那一股子气。我也要翻身，第一要在家里翻身。
母亲的一件旧黑绒呢短大衣，她给大姐二姐四姐穿，一个接一个轮着空换。我想试一次都不行，母亲说我穿上太长。四姐说，穿烂了，也不给你穿。半夜我恨不过，就对她说了“我要翻身！”
好吧，让你翻个身！四姐在床上往墙根挤让出一个地方。
那年我十一岁，我想穿母亲黑绒呢短大衣，想极了。我终于等着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拿着剪刀剪掉大衣一截，用黑线把边裹好缝上。我把改短的大衣穿在身上，喜滋滋的，觉得周身都暖暖和和。
事发后，二姐把我拉上阁楼，她取出小木廊倒挂在栏杆上的长板凳，放在二张床间，闩上门，逼我趴上去。
我紧紧抓着木凳的脚，眼睛盯着地板。二姐从床下抽出木柴，扒掉我的裤子，打我的屁股，嘴里嚷着：“你还不认错，还要犟？你恨啥子，你有啥子权利？”二姐那么小的个儿，哪来的气这么狠地打我？我忍着泪水，就是不求饶。木柴刺钻在屁股肉里，沁出血来，二姐才住了手。
二姐横了心打我的事，我一直未和人说，对父母也没说。可能由于这件事，她对我另眼相看。同学捉了班上一个蓬头垢面的女生身上的虱子，趁我不注意放在我的头发里。二姐发现我总是不停地抓头发，扳过我的脑袋一看，发现生有密密麻麻的虱子。二姐用煤油浇了我一头，找了块布把我的头发严严实实包起来，不让出气。我头闷眼花，约摸等了一个钟头左右，二姐才解开布。看着漂浮在脸盆水中的一片黑而扁的虱子，我的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用煤油闷死虱子，使我的头皮头发大伤，发质细而脆，本来就不黑亮，此后就更加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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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
大姐把我叫出去，说今天你别去上学，陪我。我也不愿去学校，我不想见到历史老师，他让我等了个空，他诱骗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来拐去，大姐停在粮食仓库旁的一个院子门前，让我一人进去，叫她的一个老同学出来。她这次回重庆，心神不定，老在找什么人似的，象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败的婚姻。我说，你没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帮个忙。
“是个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点进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门就是一大坡石阶，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几户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个老太婆在剪干红辣椒，她听我重复好几遍话才说，“不在。”
我问，“啥子时候在呢？”
“不晓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阶，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情况，大姐说，那老太婆是她同学的妈，即使女儿在，也不肯让女儿出来。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咕哝了几句，说这个女同学和她一起下乡到巫山，在同一个公社，以前关系不错，为一点小事彼此就断了联系。
大姐说1964年她到农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个女知青，便再清楚不过苦日子开始了：一个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个是反革命子女；第三个，父亲解放前随部队去台湾，属敌特子女；第四个，灾荒年父母双亡。全是家庭成份有问题的，被哄骗下乡，都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夜里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样，知青夜里不敢单独出门。这个原先树木成林的地方，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时，把树砍毁了。知青住的村子还独剩一棵很大的黄桷树，知青没柴烧，要砍树。
农民说，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个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坟还在那儿。没多久另一个女知青被区里干部霸占奸淫，一直忍气吞声，最后和当地农民结婚，难产而死。当地风俗，产后死的只能夜里12点后出葬。那是一个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尸体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悬崖。
二个男知青受不了当地政府对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准备了大刀、长茅。大姐没参加，是因为觉得躲进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队伍还没拉进山，就被全部抓获，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们平反没有？”我问，“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错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进去，人就会整垮了。”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说看来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意，大姐没当一回事，现在她后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丈夫怨恨得跑去党委控告，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将大姐的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揪斗黑五类翻天，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
“不提他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大姐说。
“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
“一个比一个差，再找一个也不会好。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
缆车道上，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一队搬运工，底端下船装车。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与四周房子相比，那片仓库区的房子，是南岸最结实的，处处是红字警告“闲人免进”、“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我对大姐说，“你还没有告诉全部事，你上次说时间太晚，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
“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你命还是比我好，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当时你还没读小学，还不到六岁，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到从未去的白沙陀造船厂找母亲。谁也没想到你能。”
“你记错了，我是走了二个多小时的路。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我说。
“好吧算我记错，不管怎么说，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没迷方向。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警觉起来。“为什么我‘还是’这家里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气一点没变，“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你还没懂事，我那时二十二岁了，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就明白你不会象我，你是这家里的人。”
“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象’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
五哥拿着小竹箕，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象灾荒年抢得那么凶。饥荒算是结束了，粮食还是不够吃，大人还是让孩子去拾，拾一点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