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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希那吉就寝时已经将近午夜。
克里希那吉从孟买前往马德拉斯，他在公开演讲和讨论会中都提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个人到底存不存在？人类是否只是一种集体意识的活动罢了？如果洞悉这集体意识活动的本质，你会发现它是由传统、知识和书本中的经验组合而成的。克里希那吉说，要想做一个独立的个人，这个集体意识中的知识和传统就必须革除。人类必须发现他自己的纯洁无染。
发问是必要的，克里希那吉说：“这些问题是没有解答的。因为如此，这些问题就能让人看清自己思想的结构。那个想要丢弃或拒绝的手，也就是那个想要抓住的手。”
后来有一次在孟买散步时，他说：“观察和聆听会激发我们的感官，没有妄念的观察可以制造能量。”他又谈到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真相，而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假象。能够产生转化的是我们的真相，而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假象。了解自己的美丑与邪恶而不加以扭曲，就是美德的开始。美德的本身就能带来自由。
1970年的秋天，克里希那吉开始饶有兴趣地探索印度传统的解脱之道。他当时住在德里，我们散步和讨论时谈起印度人的不屈不挠。不论遭受多少征服和压榨，这些古老的教诲仍然被保留了下来。
我们谈到古老的婆罗门阶级。他们教授知识却拒绝接受金钱的报偿，很显然这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他们教诲的才能必须是免费的。作为一名婆罗门，他不能接受任何捐助，他觉得国家应该照顾他。守贫是他天生的权利，学习也是。久而久之这种傲慢便导致了婆罗门的自大和腐化。
克里希那吉很喜欢印度的神话，他时常要我讲述那拉达的传奇。他是一位专司音乐的半仙，他爱管闲事，喜欢到处旅行，替天界的神明传闲话。
《克里希那穆提传》第四部分
第25章 我们必须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2）
那拉达急于知道毗湿奴神的马雅奥秘，于是他来到毗湿奴神歇息的树林中。打过招呼之后，那拉达询问这位象征蓝色大海的神有关马雅的奥秘。马雅指的是蒙蔽世人的幻觉之王。毗湿奴神答应告诉那拉达这个奥秘，但是觉得口渴，他希望那拉达能替他取点水来喝。那拉达进入森林想找一个有水的人家。过了不久他来到一栋房子面前。他敲了敲门，一位非常美丽的少女前来开门。她面带微笑，用她那对如莲的大眼看着他，接着就转过身去取水。那拉达迷上了这位少女，他在她的家中一待就是好几天。
时间很快便过去了，那拉达和他所爱的人结成夫妻，并且生了几个小孩。那拉达和妻小生活得非常快乐。有一年大雨下个不停，洪水淹没了两岸，冲走了那拉达的家和附近的树木。他一手抓着妻子一手抓着孩子，肩膀上还扛着另一个小孩。那拉达涉水寻找躲避的高地，但是不久洪水就淹没了他的胸膛和下巴。他的孩子一个一个被洪水冲走，只有妻子还在身边。黑夜的来临更增加了他心中的恐惧，洪水仍然继续高涨，最后他的妻子也抓不住他，被洪水淹没了。在孤单无助的情况下，他举起双手向神明求援，突然有一个声音从空中传来：“十分钟已经过去了，我的那杯水到底在哪里啊？”
我们在西瓦？罗的家中聚会，讨论印度传统的思想，包括拙火的觉醒、瑜伽和能量、美、觉知以及“向后流动的能量”。某一次讨论的主题是死亡。西瓦？罗当天病得很重，医生们都陪在他身边。克里希那吉握着他的手，在他身边坐了一阵子。西瓦？罗的心脏已经衰竭，可能活不太久了。
那天早上的讨论，克里希那吉显得非常严肃。当我们谈到死亡时，他说西瓦？罗不会死，一定会恢复健康。他说这句话时并没有加重语气，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只要他住在那栋房子里，就不会有人死在同一个屋檐下。那时他已经七十五岁了，这句话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有关死亡的讨论，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一个疑问：“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死亡吗？”
克里希那吉说：“我们总是把死亡摆在墙后，我们总是逃避它，把它和生活分开。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生活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两者分开？我们能不能学会生活，也学会死亡？学习永远都处在当下这一刻。除非脑子能直接觉察，否则它永远无法理解。心智一旦从已知中解脱，也就没有死亡这回事了。
“死亡说，你没办法接触到我，你没办法和我玩任何游戏，你根本无法经验我。死亡是一个原创的经验，一种我不知道的境界，我对它恐惧极了。”
讨论继续下去。后来克前往马德拉斯，另外有一群人又聚在他的身边。其中有个年轻人名叫乔治？苏达尔山，他是得州奥斯汀大学的物理教授。他们讨论的内容以苏达尔山的话来形容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克里希那吉谈到时间，还有观者与所观之物不二。
“观者透过意象、结论制造了时空，因此和所观之物产生了分裂。观者就是时空和距离的制造者，他能不能无我地观察真相？”乔治？苏达尔山发现他无法立即了解克话语中的特殊含义。他必须对克的语言再熟悉一些，但是他感觉克的身上散发出一种神圣的气质，使他深受感动。
我在马德拉斯附近出了一场车祸，结果脊椎骨裂了，无法前往瑞希山谷和克里希那吉继续讨论。我被担架抬上飞机回到孟买，一躺就是三个礼拜。但是我坚持要参加在孟买与克的对谈。当克和我在孟买见面时，他对我出车祸这件事的反应完全在意料之外，他抓着我的肩膀，摇着我说，我对自己的身体不应该那么不负责任。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强制自己参与讨论。讨论的范围非常广而深，这种对谈的方式和严肃的探索，披露了许多东西。两个小时下来，我浑身疼痛地回到房间，整个人都快垮了。克里希那吉一定注意到我的情况，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克里希那吉很满意我们对谈的品质，他觉得这是教诲的新途径。他离开印度时，还带了一份对谈记录的副本，他觉得这些可以纳入新书的内容。后来印度基金会修正了这些对谈，最后以《传统和革命》为题出版成书。这是克里希那吉以对谈形式出版的第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对谈能觉醒大疑之心，同时你会发现人生最根本的问题都是无解的。我们只能觉醒心中的智慧，不断地问自己那些最根本的问题。
1971年的春季，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愈来愈紧张。瘦弱、黧黑、张着水汪汪大眼的男人和女人，像一波波的浪潮涌进西孟加拉。他们的人数太多，当地居民舒适的生活完全遭到了破坏。不到10月份，印度东边的乡下已经住满了一千万的难民。对印度而言，那真是一场灾难。
1971年的6月我到国外旅游，临行前我和我的老友甘地夫人见了一面。她说：“如果美国人问起这边的情况，你就跟他们说，甘地夫人说一年之内，印度的土地上不会再留下一个难民。”战争的威胁已经成为事实，情况非常可怕。
克里希那吉准备在10月底从罗马返回印度，但是10月19日他从巴黎写了一封信。他说当地的报纸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可能爆发战争。他听说如果印度爆发战争，他可能失去公开演讲的自由。他要我们仔细考虑他是否应该回来。
10月28日，克里希那吉又从罗马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报纸上报道，印度上空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他提醒我：“你曾经说过你要对这副躯体负责，而我也有保护它的责任。时局可能危害你们在印度的工作。普普尔！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大家都必须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我写了一封信，确保他一定可以离开印度，即使战争爆发。
11月3日，他从罗马写了一封信给我：
不管有没有战争，情况都已经确定。我没有写信告诉你，原因是我希望情况能好转。今年夏天打从格施塔德回来，我的身体就愈来愈疲倦。它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来到此地之后我每天呕吐，睡眠很少，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他们为我安排的两个演讲全取消了。除此之外，这副身体变得愈来愈敏感，它需要彻底的休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返回印度，我想我一定会生病。这对谁都没有好处。此外，我的牙齿也一直不好。我希望待在罗马的三个礼拜事情能好转，结果不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