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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迪妮看到母亲已经非常不安了，就把话题转向介绍家里的其他成员。她告诉他，我是一名对政治很感兴趣的社会工作者。他严肃地转向我，问我为什么要做社会工作。我告诉他，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十分圆满。他突然笑了，那个笑容令我有点不舒服，然后他说：“我们就像一个用破木桶盛水的人。我们放愈多的水进去，流出来的也愈多，而木桶仍然是空的。”他不带一点打探地看着我说，“你到底想逃避什么？社会工作，娱乐，坚持生活在痛苦中，难道这些不都是一种逃避，企图填满心中的空虚？空虚能被填满吗？不幸，填满空虚却是我们存在的整个过程。”
我发现他的话令我非常不安，却又觉得必须深入探索。对我而言，生活就是行动，他的话很难令我理解，我问他是否希望我坐在家里什么也不干。他静静听着，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倾听的方式，和我观察到的、经验过的都不一样。然后，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发出了一丝微笑，整个屋子又被充满了。后来，我们准备离开了，克里希那穆提冲着我说：“我们会再见面的。”
那次的晤面令我一直不安，我无法入睡，他的话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几天过后，我开始去听他的演讲，地点是在丘尼拉尔·梅塔爵士家的花园。我发现要听懂克里希那穆提的话很难，但是他使我有一种快要支离破碎的感觉，所以我还是继续去听演讲。他谈到这个世界的混乱就是个人内在混乱的共同投射。他告诉我们，在我们追求安全感的同时，我们建立了更新的组织，结果它还是背叛了我们。
我感觉自己无法完全理解他演讲的内容，过了几天，我要求和他私下晤面。
我有股冲动想和他相处，引起他的注意，探测那充满他整个人的谜。我很害怕将要发生的事，又似乎无法避免。我们晤面之前的两天里，我一直在考虑要跟他说些什么，该怎么表达。我走进他的房间，他笔挺地盘坐在地板上，身上穿着一件纯白的库尔塔（译注：传统的无领长袖及膝长衫），整个垂到膝盖以下。看到我进来，他快速地跳起来，那双像花瓣一般修长的手，合十向我致意。我坐下来面对他，他看出我很紧张，于是要我安静地坐一下。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说话了。我一向都很自信，虽然起先有点犹豫，不久就很正常地向他倾吐自己原先计划好要说的话。我谈到我的生活与工作都令自己感到充实，也谈到我对那些不幸的人的关怀，我想要进入政坛的渴望，我在合作运动中的任务以及我对艺术的兴趣。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话语和我想给他的印象中。过了一阵子，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他并没有在注意听，我抬头一看，发现他正在注视我，他的眼里有一份质疑，还有很深的探索，我开始犹豫起来，于是逐渐安静了下来。停了一会儿，他说：“我在讨论会上注意到你，你安静的时候，脸上有很深的哀伤。”
我把想说的话全忘了，除了心中的哀伤，什么都忘了。我一直拒绝让这个伤痛浮现，它深深地埋在我心底，很少有机会令我感到冲突。一想到别人可能怜悯我、同情我，便觉得恐怖，于是就以重重的激进行为将这个伤口裹住了。我从未和任何人甚至我自己提起过我的寂寞，然而，在这位沉静的陌生人面前，所有的面具都被打掉了。我看着他的眼睛，从其中我见到自己的脸孔。就像一条被抑制已久的激流，我的话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回忆童年，我是五个孩子中最害羞而文静的一个，大人稍微严厉一点我都会受伤。家里其他的人皮肤都白，只有我是黑皮肤，很少有人注意我，其实我应该生成男孩的。我们住在一个大而破旧的房子里，我经常都是一个人，总是读些很不容易懂的书。我记得自己时常坐在孤零零的长廊上，面对一棵老树，专心聆听着阿里巴巴之类的神话故事。讲故事的人是一名白胡子的伊斯兰教裁缝，名叫伊玛穆丁，他整天都坐在长廊上缝衣服。另外一位为我们摇席扇的瞎眼苦力拉姆基拉梵，则时常为我们吟诵杜勒西达斯的《罗摩功行录》。夏日里席扇散发清香，至今记忆犹新。另外我还记得和我的爱尔兰女家教一块儿散步，她时常告诉我各种植物和花卉的名称。我最喜欢听亚瑟王与王妃以及亨利八世与安·博林的故事。我从不玩洋娃娃，也很少和其他小孩一块儿戏耍。我很怕我的父亲，却又暗自崇拜他。
十一岁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含苞待放，第一次月事之后，我突然像朵花一般奇妙地盛开起来。成长和年轻真是令人陶醉。骑马、游泳、打网球、跳舞，我渴望被人爱慕，活得是那么热切。我狂放不羁地迎接着生命。
后来我到英国念大学，在那儿得到心智上的激励，不久便遇到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回到印度，结婚之后生下我的第一个女儿拉迪卡。
不可避免地，我很快就拒绝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我投入社会工作，玩桥牌和扑克牌，学会下大赌注，活跃于孟买社交及知识圈的中心。接着我又怀孕了，第七个月的时候，我突然患了癫痫症，造成强烈的痉挛和失明。
我还记得黑暗中那份不知所措的苦闷和眼前翻腾的各种色彩：天蓝色、尼尔康塔鸟的七彩与火焰的蓝光。我的脑子被身体的痉挛摧残得非常严重。到今天我都记得体内素未谋面的孩子最后的心跳和死亡，以及剩下的那一片沉痛的孤寂感。后来在模糊中视觉逐渐恢复，许许多多的灰点渐渐聚集成形。
我的脑子停了一下，倾诉突然中断，我再度抬头看着这位俊美的陌生人。但是我最爱的父亲的死快速地在我的心中浮现，我感到一阵忍不住的心痛，眼泪又不停地流了出来。
我的话又止不住了，我谈到生活中的许多伤痕，生存的奋斗，逐渐增长的残忍与无情。我的内心愈来愈僵硬，攻击性和野心也愈来愈强，我强烈地需要成功。接着我又怀孕了，产下一名小女孩，脸孔非常美，身体却是畸形的。我再次陷入痛苦，不久这孩子也死了。八年来，我的脑子、我的心、我的子宫，全都了无生趣。最后就真的剩下一片死寂了。
在他的面前，那些藏在黑暗中的、早已被遗忘的过去，再度成形、觉醒。他就像一面映照一切的镜子，他的自我似乎根本不存在，因此并没有一个人在那里评估、衡量或曲解任何事实。我一直想保留一点我的过去，但是他不允许我这么做。此刻处在这片慈悲的领域里，令人生起无限的力量。他说：“你真的不想说的时候，我会知道。”因此多年来折磨我的一些事，就这么说了出来。说这些事带给我极大的痛苦，然而他的倾听却像微风，又像浩瀚无边的大海。
我和克里希那吉在一起已经两个钟头，离开他的房间时，我的身体好像快要粉碎了，但是奇妙的治疗效果却因而产生。我接触到一种崭新的观察和聆听，其中没有任何反应，似乎是从一个又深又远的地方升起的。他不只察觉我的话中之话，还包括所有的表情、手势和态度。周遭的一切，譬如一只在窗外大树上唱歌的小鸟，花瓶里落下的一朵花，他也都察觉到了。正当我大声哭喊时，他突然对我说：“你有没有看到那朵落下来的花？”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有点不知所措。
一连好几天我都去听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参加他的座谈会，也思考和讨论他所说的话。1月30日那天的晚上，我们聚集在罗汤锡·穆拉尔吉家围着他讨论，阿秋突然站起来接电话，他回座时脸色非常沉暗。
“甘地吉被暗杀了。”他说。时间好像突然中止了片刻。克里希那吉变得非常安静，他几乎能察觉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暗杀者到底是印度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阿秋的哥哥罗问起有没有关于暗杀者的消息，阿秋说他不知道。如果暗杀者是一名伊斯兰教徒，对我们而言其结果已经很明显，于是我们安静地站起来，逐一离开了房间。
消息传遍全市，甘地是被一名来自浦那的婆罗门所杀，于是抵制婆罗门的暴动立刻在浦那爆发。你几乎能听见伊斯兰教社区里松一口气的窃窃私语。我们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沉痛的谈话，全国几乎瘫痪，想象不到的事也发生了。有一段时间，印度的成年男女纷纷转向内心寻找解答。
2月1日的那天，一群朋友聚在一起听克里希那吉谈话，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