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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答案就是观察，让自己开放，去发现一些东西。这个发现之旅，这个对于无限的洞见，真是不可思议。”
我走出房间时，心中产生了一个问题：克里希那穆提是谁？他的传承到底是什么？突然问题之中冒出了答案：整体人类。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能力突破局限，加入这无私的传承。
后来我问他有关三摩地的本质，他说：“脑子一整天都是安静的；每一个念头生起，脑子都能立刻看到它的完整内涵，这样的脑子是不累积的，每一个生起的东西都是圆满的。脑子里没有时间的活动，但是却有无限的律动。处在三摩地中有一种永恒的安全感。”
1985年的5月11日，克里希那吉刚好过九十岁生日，那一天我和他都在奥哈伊的阿尔亚？威哈拉。从他的房间可以看到那棵胡椒树。六十三年前他在那棵树下经历了神秘的意识转化。那天清晨我敲他的房门，克里希那吉打开房门时，我跪下来给他顶礼；他一边笑着一边把我拉起来，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那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九十岁的他又过了一天。
第47章 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1）
《薄伽梵歌》中的阿周那问克里希那，彻悟的人的本质是什么，“他如何走路，如何说话，如何举止？”
见过克里希那吉及听过他演讲的人，也时常问同样的问题。这一章或许能提供一些答案，但是并不完全，因为克里希那吉的奥秘是深不可测的。
克里希那穆提已经九十岁了，四十年来，他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在印度时，太阳一升起他就醒了。他会在床上躺一会儿，他身上的每一个感官都是清醒的，脑子里也没有任何妄念，直到彻底回神他才下床。接着他开始做瑜伽的体位法和吐纳术。他通常花三十五分钟做吐纳术，花四十五分钟做瑜伽体位法——身上的肌肉、神经系统以及皮表的细胞都得到充分的锻炼，呼吸也变得自然而调和。
八点钟克里希那穆提开始吃早餐，通常是水果、烤面包、牛油和麦片，有时也包括印度的依德力斯或得萨斯，以及蒸米糕加椰子甜味料。在早餐桌上，他通常和亲近的伙伴们讨论教育、校务、意识、电脑、人工智慧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人类的烦恼之源。他询问大家有关印度和世界的消息。大家很自由地讨论印度的情况，其中的暴力、腐化和价值观的衰败，还有人类的未来和人类心智的突变。每个问题都被提出加以探索，每个人都参与讨论，即使在讨论时，大家都有一种祥和和井然有序的感觉。
他对于各种外在情况——尤其是政局——所抱持的态度相当天真，但是有关人类心灵的问题，他的关怀是极为深切的。他时常停顿，让心智安住在问题中，他的反应充满着热情和威仪。上午如果进行对谈，早餐的讨论就会短一点。九点三十分小组讨论结束之后，我们再度聚在一起探讨到十一点。如果某个人有特别的问题或痛苦，便和他私下谈话。有时他会把他们领进屋里几分钟。没有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和伙伴们可以谈上两三个小时。我们讨论死亡，上帝的本质，还有观者和所观之物的问题。所有最深刻的洞见，都是从这些讨论中披露的。
十一点三十分左右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静躺三十分钟，阅读《经济学家》、《时代》或《新闻周刊》等杂志，以及有关大自然的图书或者侦探小说。他很少阅读严肃的书籍，但是周围的人都向他提供很多有关这个世界的资讯，譬如科技的发展和人类退化的各种现象。中午他洗个非常热的热水澡之后，再接受油压。午餐时间是一点整。他通常吃印度餐，没有油炸食物，而且很少有甜点。他喜欢吃辣椒，不过只允许自己吃一小块。午餐时间，讨论再度进行，有时也有来宾参与。
讨论的话题包括国际事务、科学的新发现、战争、核武等无解的问题。克里希那吉非常好奇，他提出的问题都很深入。科学的新发现令他着迷，有时他也预测一下未来。他说的话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他能洞见国际事件的意义，而且能把它们与整体宇宙相连。他时常询问来访的客人：“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它为什么会丧失所有的创造力？”但是没有任何答案能令他满意。他时常要求那些比较认真的人在心中保住那个无解的问题，并且觉察其中的暗示。心智退化的问题必须被提出来，心智必须保住这个问题，必须深思。
他觉察的范围广阔得令人生畏。他有一次对我说，有些问题应该永远保持在心里。
午餐时，克里希那穆提继续早餐时的讨论，偶尔他也会说些故事——他和动物之间的趣事，圣彼得和天堂地狱的故事，还有苏俄人民委员的笑话。这些趣闻虽然重复讲了许多次，但仍旧充满着幽默和雅趣，因为他完全没有恶意。在陌生人面前，他显得很害羞，因此其他的人必须打破那令人尴尬的沉默。
多年来他会见了无数的人，其中有托钵僧，佛教的出家众，无上瑜伽的修行者，还有行脚的瑜伽士，都前来向他讨教或寻找慰藉。他从不拒绝他们，这些穿着黄色僧袍的出家人，往往能激起他最深的同情。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有两名耆那教的僧人开始来参访他。他们每一年都来，而且总是在一年前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因为一年有四个月是雨季，僧人必须停止行脚。四个月一过，这两名出家人便开始他们的朝圣之旅。有时他们会走七百英里路来到孟买参访克里希那吉。其中一位僧人患有白血病，另外一位则年纪很轻，有一对非常美的双眼。他们在嘴上绑一条白布，因为即使呼吸都不能伤到一只小虫子。他们不会说英语，我必须替他们翻译。我坐在门槛上，他们和克里希那吉一起坐在草席上；因为按照修院的规矩，出家人是不能和女众坐在同一张草席上的。他们非常热切地探索。很年轻他们就否定了自己的身体，但并没有因此而解脱。克里希那吉非常温柔地对待他们，总是花很长的时间和他们进行讨论。有一年这两名穿白衫的僧人没有出现，我们很难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他们的教派领袖感觉到他们开始反抗权威，于是不准他们再来参访克里希那吉了。
午餐后，克里希那吉通常要休息一会儿。四点以后他开始接见访客。一名快要失明的妇人前来见他，他把双手放在她的眼睛上替她治疗；一名丧子的访客坐在他身边，他握住她的手，象征性地抹去她的眼泪，替她治疗内心的创伤；一位困惑的年轻人在这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迷失了，于是前来向他寻找答案。
70年代的末期，他见的人比较少，但是到了九十岁，他又开始来者不拒地接见所有的访客——譬如一位幻想自己能和卫星沟通的年轻人，一名充满着痛苦的女人，不论老少或残疾者，他都毫不倦怠地接见他们。
他的名字和教诲举国皆知，包括喜马拉雅山的修院和学术界。印度的佛教徒到今天仍然认为他是讲龙树中观的伟大导师，印度教的上师和萨图则认为他是讲吠檀多不二论的伟大觉者。他们都承认他是这个时代最博大精深的老师。
傍晚太阳快要西沉时，他开始外出散步。九十岁的他步伐仍旧很快，身体依然那么挺直。他的好友以及他们的孩子、孙子时常和他一起散步。有时他握着其中一名小女孩的手，和她边走边笑。他们一走就是三英里路。他和天地同息，静听远方的声籁。有时他宁愿一个人去散步，他的心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他说在散步时，心中没有一个妄念。
回家之后他盥洗一下，再做一阵瑜伽的吐纳术。他晚餐吃得很简单——色拉、水果、坚果、汤和蔬菜。他偶尔和友人一起共进晚餐，此时他总是给人一种永恒的感受。他的手势展现了老师的风范，他的嗓音充满着能量；空寂一波波地涌进屋内。
他的心从不执着，他随时准备接受批评。我记得1978年的某一天我们都在科伦坡，他显得焦虑不安，我对他说：“先生，你很不安。”他没有回答我的话。于是我们开始讨论别的东西。晚餐时他对我说：“今天下午你说我很不安，我带着这句话上床休息。我问自己：我真的不安吗？是不是因为心中产生了依赖？突然我看到了真相——企图找到答案，就会令这种不安根深蒂固；于是不安就消除了。我不会再有不安了，因为我已经观察和聆听我身上的每一个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