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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因为给这些人的薪金甚至必须高于他们在国内所得的薪金，这就使得当地的同类人
员也能要求得到同农民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相比高得不成比例的收入。因此，在社会的
这阶段，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别比在不发达社会和较为发达的社会要大。当
前在苏联出现的大差别就是说明这一问题极好例子。
当教育设施扩大，受过良好训练的人员的流动人数开始增多时，这种局面就会得到
纠正。义务教育实施以后，只有看书识字这种本领的人得不到赏识了。技术学校和以师
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的木匠、技工、建筑工人和其他各类能工巧匠成倍增加。中等学校
源源不断培养出打字员、职员、教员和各种类型的私人助理。各大学也开始培养出在较
高层次上需要的人才。由于人才来源增加，工资差别在减少。工资差别大也推动用机器
取代人工；以前需要熟练工人来做的工作，现在由机起来做了，操纵这些机器的人不需
什么技术，工资水平比较低，制度也许还有重大的变革。一开始，为了提高收入，极容
易把自己组织到工会和职业协会中去的都是熟练工人。但是到一定时候，所有的人都加
入了工会，如果熟练工人感到自己受到使用新机器的非熟练工人的威胁，他们自己可能
会想方设法把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防止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过于悬
殊。由于高度发达的教育设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工资差别在经济先进的国家日趋缩
小。它们当然也会引起社会关系紧张，因为“中产”阶级正在失去在经济阶梯上的地位，
他们对此耿耿于怀。
企业主的收入情况看来也差不多。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人们极不愿意实行新方针而
冒风险。资金轻易地投到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建房上，但是当地的资本家不敢投资
开矿、办公用事业、经营商业性农业或制造业，除非他们认为有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
此外，他们对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知识。因此，这些领域都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
了有关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他们所以被吸引来，只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赚取比
在国内投资大得多的利润。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利润将同国民收入按比例增长，储蓄也
将如此（这种过程将在第五章中论述）。外国企业家也广泛为人们仿效，最后达到当地
的企业家人数众多，以致国家的经济不再依靠外国的企业家经营的程度。经济的增长使
国家达到经济独立，甚至到一定时候可开始输出资本和本国的企业家。
除了可以一家一户耕作的农业领域之外，经济的增长速度必定是缓慢的，除非注意
新观念并愿意为引进这些新观念担当风险的企业家来源充足。因此，要是没有足够的实
业家，要是这些实业家不肯冒风险，不管是因为筹集不到资本，还是因为他们生来缩手
缩脚，或是因为承担风险的利润差别不适当，私营企业经济就将停滞不前。譬如，我们
在本章前面一部分里看到，许多人将联合王国同美国相比，认为前者采纳革新措施比较
迟缓。我们曾经指出，这并不是由于缺乏发明创造，因为联合王国在发明新的商品和工
序方面一向名列前茅。如果有什么缺陷的话，那是把新产品转入大批量生产阶段的速度
有差别。这并不是缺乏研究，而是缺乏企业家精神，说明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英国
企业家利用新发明不像他们的美国同行那样迅速。
刺激企业家们去革新的是他们渴望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希望获得巨额利润，或者是
由于担心如果他们不去革新而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动机中的头一个动机在事业上的成功
不受高度重视的社会里是软弱无力的；第二个动机在利润和资本收益税很重的社会是谈
不到的；第三个动机如果整个经济环境变成垄断的而不是竞争的环境也就不存在了。如
果说英国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确实不如美国企业家——并非人人都同意这种看法——解释
或许可在这些因素的某一个因素中找到。
20世纪中叶觉醒起来，怀有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的许多不发达国家，被收入方面似
乎必然要出现的差别——无论是在“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外国人和当地人之间，还
是在利润和其他收入之间出现的差别——弄得很尴尬，因为我们时代的气氛一般说来对
收入的差别，特别是对外国的差别，以及极而言之对巨额利润是持敌视态度的。然而，
这些都是谋求发展要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应付这种局面的一种办法是停止发展，使发
展的步伐同当地的技术人才的供应相一致，同行政机关取代私人企业家的能力相一致。
另一种办法就是接受这些差别，把它们当作取得更迅速增长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无论采取哪一种办法，最有效的良方是尽可能快地增加发展经济所急需的技术人才，
因为这既能加速发展的可能性，又能使发展在造成不平等方面付出的代价降低到最低限
度。
第三节 训练计划
（一）先后次序
经济的发展对各个层次的教育设施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对初等教育的需求增大了，最终要求每个学龄儿童都接受义务教育。还需要办更多
的中等学校，这一方面是为中等教育本身的发展提供人才，另一方面为各个大学提供人
才，或者进行进一步的训练，把他们培养成为秘书、教师或技术助理。
需要一整套教育设施来培养手艺人、农业助理员、教师、护士、秘书、技师。除了
这些学校之外，尚有成人教育，从扫盲或推广农业技术直到文学写作班次。而居于整个
体系顶端的是需要在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人才。
“适当”提供所有这些服务的费用是任何低收入国家的预算担负不了的。所以必须
加以选择。那么是让少数人得到良好培训，还是让多得多的人受到半培训呢？在技术教
育和中等教育之间，成人教育和初等教育之间，人文教育和技术教育之间，哪个在先哪
个在后呢？
先说先后次序问题。教育提出的困难是，它既是消费项目，又是投资项目。作为一
项投资，教育直接为增加生产作出贡献。有些国家对一切教育都抱怀疑态度，因为教育
可能损害当前的权威，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还是种姓的权威。但是大部分国
家决定一切直接增加生产的教育设施都值得最大限度地加以扩充是毫无困难的，就是说
花在这些设施上的钱就像花在灌溉方面的钱一样是一种资本投资。困难在于对那些有助
于欣赏而不是有助于生产的教育——譬如扫盲，界限划在哪里。有些社会成员必须断文
识字，否则他们就不能工作。但是如果大多数农民、搬运工、理发匠或佣人是有文化的，
他们的生产率将会大大提高，以致补足他们受教育的经费还有余。我们希望让所有这些
人受教育不是作为一项投资，而是作为一项生活资料，因为我们认为教育将帮助他们享
受更多的东西（书籍、报纸），或者更好地理解一些事情（他们并不一定因此增加任何
乐趣；他们仅仅变得更加通情达理）。从经济观点来说，这部分教育不是有利可图的投
资，而是同其他消费品，如衣服、房屋或留声机一样的消费品。国民收入没有多到足以
使社会的每个人都得到温饱。
在实行免费、义务和国有化教育之前的时代，每个家庭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按照
家庭收入、投资计划和其他需要，尽可能地承受从私人教师那里接受教育的负担。由于
没受过教育的人实在无法正确判断教育的优点和缺点，作出的决定都是错误的，大概错
在低估教育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全体居民来说，对教育的需求是
极小的。然而，现今教育是一项公用事业，因此必须作出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政治上具有
争议的问题。
关于教育应放在什么样的优先地位的政治见解正在起变化。50年以前，大部分民族
主义政治家都提倡教育；据认为教育政策的最高目标是要让所有儿童都进学校受教育。
重点基本上是把教育当作一项消费事业来办；有的教育也会产生增加生产的效果，但是
社会应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民族自豪感的问题，不管对生产的影响如何。现在先后次
序正在变化，投资型教育正在受到重视，这在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