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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也不难证明,工人不能指望拿到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或者说得更巧妙一些,他
们必须满足于直接得到的60%,对那间接地以他们不能也不会由他们自己支配的方式花
在他们身上的40%一定是高兴的。
这些问题在大规模组织中可能无法解决。工资支付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也许能刺
激干劲,分红的办法也许可以恢复一点合作企业的气氛,但是对生产有权提出要求的人
太多,要不是不断地使投入同得到的报偿相适应,合伙人就无法毫无怀疑地彼此信赖。
工人们将比较他们得到的报酬;把他们的报酬同管理人员或高级职员的报酬相比较;把
总产出同不是被私人资本家便是被国家拿去的份额相比较。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合伙
人的争吵比在其他地方更激烈;他们永远无法同意对所有人都公平合理,因为谁都说不
明白什么样的公平才是人人永远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也是个权威问题,就像刺激问题一
样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大的机构中,人们在心理上对劳动的不舒适感是无法医治的。
人的头脑生来就不受纪律约束,大的组织要是没有纪律、服从和忠诚,就无法管理。可
以让工人们有权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代表,但是,如果这个组织很大,代表同选民相比不
可能很多。总之,一旦代表们负起管理责任,他们必然倾向于站在管理的立场,因为他
们知道,自下而上是管不好一个大规模组织的。大组织里的管理部门和工人之间的对抗
心理,就像僧俗之间、政府与平民之间、家长和家庭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对抗心理
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心理的产生是由于工作在一个不能不接受无数决定的环境中,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行其事,因为这些决定在制定时,我们除间接参与外,没有参与的
资格,而且这些决定并不适合每个人的情况。这种状况给管理部门提出一个没完没了的
难题——管理部门要对它们管辖的人们表示关心(绝不是不利用它们的效能)来赢得忠
诚,使它们的事业近似和睦家庭那样互让互敬,而不靠军事集团那样等级森严和动辄制
裁。但是,大规模组织不可避免地要有冲突和挫折。
也许对工人要求自治的愿望过于重视,无论是认为工厂内部可能实行民主的人,还
是担心不能实行民主准会导致工业制度失败的人,都过于重视这一愿望。工人并不都是
希望在工业中实行自治的;或许多数人宁可得到一份职权范围有限的工作,而不承担一
般事务工作的责任。在一切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工厂、郡县、工会、教会和国家,到处
可见的是,只有很小部分的少数人愿意去当官或对本组织的事务始终热心不怠。他们也
许很高兴属于这个组织,他们可在选举中出来投票——虽然投票的百分比有时很小——
但是要让成员们随时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让他们积极参加讨论
和管理了。之所以如此,人们也许认为,少数人要求积极参加管理的愿望在工业中可用
那些涌入小公司的人予以满足,因为在那里参加管理是行得通的,而那些到大企业的人,
他们宁愿有人为他们管理事情。但是事情并非有这样的预期结果。恰恰相反,大企业倒
是经常吸引那些渴求组织和监督的工人,这些人就会鼓励其余的人为保护自己而去参加
管理(他们是这样看的),要不就会滋事生非(管理部门有时是这样看的)。
这些少数积极分子在教育和组织其他工人为争取工资所起的作用,还将唤起舆论风
尚在人类有关的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制度的成败一方面取决于其固有的本质,而另
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信任这些制度所中意的是什么。20世纪经历着的大的工业动荡,既
有宣传上的原因,也有其他原因。苏联的产业工人不如美国工人自由,得到的生产份额
也比美国工人少,但是可以相信,赞扬这种状况的宣传鼓动可使他们接受这些比美国工
人要强得多,美国工人受到的是反对类似苏联状况的强烈宣传,虽然美国工人的情况相
对优越。因此,要作出预言是不可能的。斯巴达克斯时代生活在罗马的某经济学家也许
已经满怀信心地预言,奴隶制对群众来说简直无法容忍,一定会很快完蛋;实际上,奴
隶制曾比过去更牢固了。同样,现在也许有人想要预言,大规模组织无论是合作的、私
营的还是国营的,都在证明使工人非常厌烦,一定会失败;而且预言,只存在建立在私
人关系上的小型企业的时代将很快到来,这些小型企业将长期保留下去,没有罢工和怠
工,能在市场上站得住脚。但是这种预言也许恰恰是错误,尤其是因为国家越来越多地
参与管理,国家同教会和工会领导人一起说服工人,使他们相信这是一项根本的变化,
将给他们带来最美好不过的世界。再回到我们在本节开始叙述的观点:“除非人们努力
的成果确实属于他们自己或属于他们承认有权占有的人,否则人们是不会作出努力的。
但是,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适当的一份劳动成果和他们承认谁有权提出要求,这些大都
是主观上的问题,要看他们所受的教养,要他们相信的是什么。
第二节 贸易与专业化
现在再来探讨一下制度为贸易和专业化提供的种种机会,因为扩大贸易和推广专业
化是经济增长的极为重要的部分。
(一)优点
贸易从多方面刺激经济增长,推动专业化的发展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贸易通过向社
会引荐新的商品刺激了需求,进而刺激人们要求多干工作或提高劳动效率的愿望。由于
眼界狭小,需求有限,在许多原始社会,劳动水平低下,贸易一开放,影响所及,会使
人们对劳动的价值采取革命性的态度。
贸易还会减少社会对流动资本的需要。在没有贸易时,一家一户必须贮存它需要的
一切;有了贸易,这种贮存便由商人在集中的库房去保管,因而各户消费品的贮藏量大
大减少。对于那些生活在饥饿边缘的国度来说,消费品的贮存确实往往意味着生死存亡,
因为贸易可以在灾荒之时把消费品从丰裕的地区运往欠缺的地区。贸易也给人们带来新
的观念——消费的新方式、新技术或社会关系的新观念。从域外之地流入的种种传说对
既定的传统提出了挑战,使社会的个体成员能以种种方式进行实验,而否则是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经济突然急剧增长、信仰发生变化或社会
关系有所改变,其原因几乎总是由于进行贸易的机会增多了。
贸易还会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因为劳动的分工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大小。亚当·斯密
谈到专业化时说,专业化的高度生产率“首先应归功于每个有特殊技能的工人技艺的提
高;其次要归功于时间的节省,时间通常是干完一件活再干另一件活的过程中流失了;
最后,要归功于许多机器的发明,方便和节省了劳动,使一个人能干许多人的活”。斯
密非常重视劳动分工,他甚至似乎认为劳动分工是发展技术和使用资本的起因。后来的
一些作者对他这种看法提出异议,有的甚至提出了相反的说法——专业化不是原因而是
结果。现代,我们可以说,专业化、技术知识和资本是平行发展的。
不断提高专业化似乎就像生物进化原理一样,已成为一条经济原理。它同经济的增
长密切相联是毫无问题的。然而,它有它的代价。任何专家都有可能吃苦头,如果对他
的专业服务的需求缩小的话。需求是经常变化着的,因为人们的情趣爱好在变,或者新
技术、新商品使老的技艺淘汰下来。如果这方面的专家不能转入其他领域,他的收入就
会受到严重损失。这也适用于整个社会:专业化程度越高,越需要职业上的机动性,这
是防备需求变化的最佳保证,如果贸易中断因而无法得到重要的供应,例如:战争打断
了贸易或者由于地震等自然灾害切断了正常的供应来源,专业化也许会给社会造成困难。
这种情况下,可以动用紧急库存解决一下暂时中断的必需品供应,就像现在美国政府设
置的战时储备这样。
不过采取措施预防过分专业化也许是可取的,究竟怎样才算不过分则是主观上对危
险性估计的问题。
过于专业化的另一代价是失去平衡。这一点在农业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