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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选票总是倒向那些能够鼓动起最大热情的人，除非选民已有一种容忍和理智的传统。
我们感兴趣的是阶级剥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关的几点是其对社会流动性及对积
极性的影响。奴隶制、农奴制、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以及以等级、出生、种族或宗教
为基础的一切划分都减少了纵向流动性和职业之间的流动性，从而使社会无法利用一些
优先人才担任高级职位，迫使它依靠一些庸才来担任本来可以由优秀人才来担任的职位
（第三章第三节（二））。这一点的重要性如何取决于特权阶级的大小及其气量如何。
如果它的人数很多，它可以为所有高级职位提供所需人才。如果它气量大，它会破例起
用被排斥在外的阶级的最优秀人才，甚至可能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而破例利用聪明的奴
隶、犹太人或其他下层人民的才华，同时把其余人牢牢置于俯首听命的地位。为了繁荣，
只需要有少量的纵向流动，只是下层集团中最优秀人才的流动。但是，为了繁荣，需要
更为广泛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最好是人人都积极地充分利用自己面前出现的机会。
对于从前的农奴、奴隶、农民及大多数其他下层阶级的人缺乏积极性带来的影响，
现在已经普遍取得一致的看法。对积极性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目前时髦的阶级战争，即雇
主和雇员之间的战争上。目前，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在朝着对资本家课以重税，利用这
种收入来向雇员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这个方向前进。这种政策的两个部分都受到了攻击；
攻击对资本家征税的理由是这样做不利于投资，攻击提供社会服务的理由是这样做使工
人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以及直接为工人的孩子的教育或者为防止失业、疾病等保险提供
经费。从理论上说，由穷人掠夺富人可能会葬送繁荣，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问题只是
在什么限度内这样做才是安全的。（历史上的事例有：对公元前2500—2000年期间埃及
繁杂的衰落的原因所进行的一些非常可疑的猜测，对公元3世纪任意征税在破坏罗马帝国
的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所进行的同样可疑的猜测，海地革命的后果的有关例子也是可疑
的。如果罗马帝国的例子能够成立，从中得出的结论大概是起破坏作用的是任意征税而
不是高额征税。企业界大概能够使自己适应几乎是任何水平的征税，如果它知道该期望
什么的话。至于腐败，具有破坏性的可能是无法预料的东西：就像罗马人受到的突然征
税一样。）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停滞既可能是掠夺富有创业精神的少数人造成
的，也可能是剥削多数人造成的，至于哪种情况适合于这些类别则仍然是不可知的。
第四，政府由于对同外国人交往设置障碍可能妨碍经济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
么外贸常常是经济加速发展的起点的原因（第五章第三节（二））。外国人带来了新技
术、新趣味、资本和不断扩大的市场。他们也可能带来剥削。但是如果为了防止剥削而
把他们完全关在门外，国家也同样失去了他们带来的刺激。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会情不自
禁地阻碍同外国人的交往，因此排外是笼络人心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同样
有一些软弱的政府，它们签订协定，为了一点小利而向外国人出让有价值的东西，或者
任由外国金融家摆布而失去主权（第五章第二节（三）和第六章第二节（三））。
只有最好的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目前，大多数欠发达国家
都处在对19世纪的帝国主义作出反应的状态之中。它们讨厌外国资本和外国管理，它们
急于做的是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的剥削，而不是利用目前的机会。
第五，政府由于在公共服务方面花钱不够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发展需要公路、供水、
教育、公共卫生等等。如果有足够的机会让私人企业来弥补这种不足，这一缺点并不严
重。
政府做的一切事情，私人公司在某个时候也都几乎做了，其中包括修筑公路、提供
警察、消防和仲裁。实际上，在公共服务的大多数领域，私人企业是开路先锋，政府只
是后来才介入的。但是，它们在各地介入以后，都把这些服务从私人企业家那里接管过
去了，因为各地似乎都认为，“公共”服务还是由“公共”当局操办好。无论如何，不
管是否需要由政府来操办这些服务，它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是发展足够的公
共服务，因为这些服务是其他事业发展的必要基础。
政府也有重要的开拓工作要做，而许多政府却没有这样做。它们需要做多少事情取
决于它们的私人企业家的人数、质量和冒险精神。国家越落后，政府开拓的余地越大。
（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伯利的经济活动及日本政府19世纪末期的经
济活动。）需要由政府来支持研究、请移民来建立新工业、保护新兴工业、支持外贸工
作、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低息提供信贷等等。因此，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的政府不管是由
于懒惰还是由于哲学信念，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那是不幸的。这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
的大英殖民帝国的不幸。对大英殖民帝国的剥削比对历史上其他任何帝国的剥削都少。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贸易特惠没有加以限制，没有征收贡赋，在经济生活中没
有什么等级制度。和平建立了，腐败现象减少了，司法公平地实施了，外贸前进了，公
共服务建立和扩大了。但是，这个帝国在经济上失败了，原因正是它奉行自由放任的政
策。在农业方面，没有教农民学会新方法，也没有向他们提供新的种子或肥料；在工业
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扶植新的制造业，没有帮助它们度过发展中的困难阶段。因此，
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始终是缓慢的，与受到其他福利措施鼓励的人口增长速度差不多。并
不是所有现代帝国都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放弃了
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措施，可惜为时已晚，无法赢得臣民的忠诚。
比利时人在刚果实行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看看它的结果是很有意思的。
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是，政府对管理经济过分热情也可能会阻碍它的增长。科尔伯特
认为有必要规定布的宽度，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压制私人零售业。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
不能取代人民的积极性和常识，所以一个不许人民发挥积极性和运用常识的政府必然会
限制经济的增长。例如，苏联把经济成就归功于中央计划，但这是错误的。它的成功是
由于高度的资本形成，就像日本取得的成就一样，而日本并没有采用俄国的计划方式，
而且通货膨胀率也没有俄国那么高。如果苏联允许人民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消费者用同
样的钱得到的服务的质量就会好得多，农业的产量就会高得多。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问
题是在计划过多和过少之间以及在国有化过多和过少之间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这里不
宜对这个问题扯得过多，因为本作者在以前的一本书中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其次，政府如果把过多的社会资源用于做自己的事情——修建纪念碑、市政厅、金
字塔、公园、公路、学校或其他公共服务——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政府所有的活动几
乎都间接有助于增加其他产出，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些活动产出多些，有些则少
些。如果政府把大量的钱用在自己的服务上，就可能把本可以投资在私人部门并产生更
大效益的钱用光。在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里，有时有人为这种大手大脚的花钱辩护，理
由是，如果不把劳动力用于这些方面，他们也是失业的。诚然，如果在使用剩余劳动力
时不同时使用其他稀少的资源——物资、机平等，那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并不总是能
做到这一点。此外，即使浪费地使用剩余劳动力不减少其他产出，有成果地使用这种劳
动力则会增加产出。如果有剩余劳动力，用它来扩大灌溉系统比用它来造金字塔好。
如果作为政府经费的税收是用挫伤积极性的办法征来的，那么政府大量用钱除了实
际浪费资源外，还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这基本上是一个方法问题。如果人们知道，他们
得把很大一部分收入交给别人，他们可能不愿意作出额外的努力；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