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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宾馆，或在某家特色菜馆，或到食堂增加几个菜小聚一番。每次吃饭我们又能见到成先生平易近人的一面，也常听到他关于企业经营的一些妙语。
有一次成先生问我们：“香港每天有很多企业破产，你们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成先生对我们说：“这是因为每天都有人在扔出‘香蕉皮’让别人去踩，也总会有一些企业会踩着别人扔出的‘香蕉皮’。我不能去踩别人扔出的‘香蕉皮’，我们不能重复别人的错误……”
我曾在国有企业“混”过日子，也在个体企业中得过且过。但为香港老板打工却留给我这么多思索，让我觉得似乎还有很多东西在延伸。
（本文作者：尹学兵）
被踢出来的钢琴家
对我来说做钢琴家不单是生存而已，要成功这就要求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求生欲望和内心深处的动力。
在我小时候，大家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个天才儿童，特别有意思，从来没有人看好过孔祥东有一天能成为钢琴家，“钢琴家孔祥东”这六个字能放在一起——没有人。但是，这个梦想始终伴随着我的奋斗。我是每天在做梦，真的，我可以说在中学里，吃饭的时候，都要想一想，哪一天我参加国际比赛，走上舞台的感觉，我每天都有这种幻想。我记得在初一的时候，走在南京路上，落人人海当中，我望望身边的人群，心想哪一天我能脱颖而出，能成为一个自己特别想成为的人。我在那个阶段是一个特别没有自信的人，我想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我父母离异，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心理负担，但我妈妈对我来说是一种强大的支持，在父亲方面从来没有得到过强大有力的支持。一直到我14岁，才碰到范大雷老师，那就感觉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丝曙光。
我是从5岁开始练琴，但这一段练是属于相当被动的，是完全被动的状态，我从来没有被学院重视过，班里8个钢琴学生我排第六个。我对自己从来没有信心，平时练的百分之百，上台就打六五折扣。小时候我是个顽皮的孩子，练琴时也做过把戏，闹钟拨快十分钟，半小时里去五六次小便的事常有。
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做的纸板琴键，我在纸板琴键上练钢琴，家里有钢琴不能用，因为如果邻居听到的话，就要告诉居委会、派出所。大冬天家里什么暖气也没有，上海特别冷，家里是潮湿的，冬天把纸板铺在地板上，然后穿得很多很厚，戴着妈妈做的手套，把前面剪掉，肚里装着盛着热水的大瓶子练琴，而夏天却很热，没有风扇。那时我练琴的指法不对，妈妈就用针扎。后来妈妈谈到这件事，心疼地说：如果早知道你会有今天的成绩，当年不该对你太狠了。我却说，如果不是我小时候你对我狠，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成绩了。
我是范大雷老师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我的母亲一样，有过同样的期待，他的父亲曾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叫范济生，他本人是家中的长子，琴弹得非常的不错，但是很怯场，没有一种强胜的心理素质，没有自信，所以后来做我的老师时，他就指出我在心理素质方面的不足，我这方面虚弱，也就是他看出来了。我有今天的成功，是我的心理素质的转变调整，有这个作为主导，使我的演奏，我的机能的发挥得到非常大的转变。所以有人问我，孔祥东成为音乐家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说最重要的要有坚强的神经系统，良好的心态，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说的话，这两点真是不可忘记的。
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还很年轻，当时才17岁，参加的人都是大哥大姐，年龄在16—32岁之间。对我来说，不光是使命感，我完全了解，这是我一生转折点的开始，而且我很清楚这机会把握在我手里，那时候发疯练习，一天练12到14小时，而且，老师也经常半夜里提起来抽查，你也许想象不到，我们当时练的琴都是破的琴，琴键都得扳起来，当时我们练琴都是在想象钢琴的声音，而不是在聆听自己发出的声音。我第一次在莫斯科的大厅里试琴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琴声是那么的好听，在这之前我没有听过真正的钢琴声。
比赛前，我很紧张，头天晚上还吃了两片安定片，别人说吃了会睡着，而我却更加兴奋。
那天我觉得那个舞台特别的巨大，茫茫无边，要走到台的中间，像要走许多路。在开赛前，一个苏联老太太叫到——“中国”，我就是不肯上，在后台磨蹭。有人喊：怎么还不上去？下面坐得满满的，观众与21个评委都在等待着。我当时就想溜出去，老师就急了，“你真是没用，怎么能功亏一篑。”就在后面踢了我一脚。我说：“感觉挺好，再来一脚。”老师就又踢了我一脚。就这么把我踢出来了。
这个事业永远没有温床，永远带来的是不安。但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坚强的神经系统，所以才选择了这个职业，一个音乐学院能培养出十几个钢琴家，但并非都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成功。这个金字塔不是一般的组合，是非常残酷的，现实的。对我来说做钢琴家不单是生存而已，要成功这就要求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求生欲望和内心深处的动力。其实很多次参加大赛我都有过失败，但我喜欢这种压力。人不一定都是往上走的，有起有落都是成功，都是人生经验，比如我们有时成功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失败比成功更重要。
（本文作者：孔祥东自述）
今天，你叩问良心了吗？
一个人，如果能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叩问良心，那他不论做什么，都至少不会偏离人生的航向，他的生命才会在一种健康的心态中赢得坦然与真诚的回报。
在毕业15周年的时候，我们的中学同学搞了一次聚会。席间，两个男同学谈得非常尽兴。他们一个在走仕途，一个下海经商，都算业绩不俗。这时，那个做买卖的同学感慨地说：“无商不奸这句话我原来不全信的，直到自己进了这个圈子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生意场上不相信眼泪，你不奸，不但未必有人说你好，还会吃很大的亏。”另一个吃机关饭的同学谈起自己的处境时，半是怨恨半是愤懑地说：“在我们那里，不会逢迎的人是吃不开的，这与其说是经验之谈，不如说是教训之谈。头几年，我自视清高，撞得头破血流，后来学乖了。其实，刚开始转变时我也不情愿，现在想通了，与那些数不清的实惠比起来，尊严又值几个钱？”
这个话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讲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见解，都说面对这个变化太快的世界，我们是否还需要美德？是否还需要尊严和良心？
这时，我们班的老班长、现在是一家大医院儿科大夫的女同学凑过来说：“怎么做、做什么其实都无所谓，都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关键是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叩问良心了吗？”
一句话，问得现场一阵安静。
沉寂了一会儿，这位女同学讲了一段她自己的经历。
因为她所在的医院是这座城市里最权威的医院，所以每天患者如鲫，数不清的医药代表也将这里列为首攻对象。在高额回扣的许诺下，确实有的大夫违心地开了不少大处方。一位同事就曾向她悄悄地表露过不安，但是那种不安很快就在利欲的熏染下消散了，但是她不。她说：“倒不是我多高尚，而是看看那些孩子痛楚的眼神和父母拮据的生活，实在下不了笔。我可以缺钱，但绝不能缺失良心的安宁。”
她分管的病区里有一个农村来的11岁的小女孩，病得很重，家里很穷，她的父母轮流从乡下到医院陪护孩子，夜里就睡在楼道。女孩的父亲很纯朴，也很勤快，天天帮着卫生员在楼道里打扫擦洗。有一天，女孩的父亲拦住她，说：“大夫，我们知道现在时兴送礼，可我们实在是没钱，孩子挺喜欢您的，就绣了个小药枕，给您留个纪念，您可别怪我们不懂事呀。”
她看着这个稀罕的礼物，原来那是一个红色的绣着两只鸳鸯的药枕，大红的布，金黄的线，两只鸳鸯交颈弄波，真是让人喜欢得不行。她说：“这礼物，我要好好收着它。”
在她的精心调治下，女孩的病一天天好起来，治病的费用也被她降到了可能限度的最低点。将要出院的时候，女孩的爸爸突然跪在她面前，说：“您的恩情，我们一家子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们农村人不会说话，就叫您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