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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图存
清统治者不甘就此沉沦，它挣扎着维新自救，结果却徒劳无益。内忧外患的时局首先唤醒了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注意研究现实问题，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以达到强国御辱的目的。他们睁开沉睡的眼睛，“开眼看世界”，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如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一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然而，“经世派”的改革呼声并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但这种流风遗响，却是整个晚清改革的滥觞。他们敢于议政和倡言改革的风气对稍后崛起的洋务派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批颇有识见之人，他们继承“经世派”“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洋务思想。主张向西方学习，“求强”“求富”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兴洋务以自救，不仅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也受到西方国家的种种扼制，洋务运动终沦为官僚资本的附庸，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然，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自强的一步，对促进社会的进步仍然功不可没。
在洋务运动蓬勃开展之时，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随之崛起。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接触过西方的学术和文化，受过较多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和影响。他们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成为“西学”的积极传播者。同时，他们又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相当坚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他们已经意识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思想只是承袭了西方人的皮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欲使中国富强起来，必须向学习西方，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改革。如反对专制统治，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等。这里所说的“西学”已不单指西方的器物之学，也包含了西方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方面的内容。
很快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这股新的社会思潮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向着专制制度展开了猛烈的冲击。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挽救中国被瓜分的危机。维新变法思想的酝酿和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终于在1898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这次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是康有为。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正赶上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时。消息传来，立刻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愤怒和反对。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在康有为的号召下联名上书清廷，痛陈形势的危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这份“公车上书”虽然由于顽固派旧官僚的阻挠而没有被送至光绪帝手中，但其内容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京城。维新派志士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训练变法人才，维新变法运动日益高涨。就在“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进士，清廷授予他工部主事之职，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帝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光绪帝亲政6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光绪帝决心向慈禧摊牌了。
他来到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官僚、知识分子的策划鼓动下，于1898年6月
日颁定《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
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深入，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的声音四起。御史文悌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又上书弹劾维新人物。光绪帝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闷棒，便转向慈禧求助。他们联合起来，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
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前途未卜。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茶楼酒肆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荣禄就频繁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听后脸色气得发青，说：“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慈禧太后同顽固派官僚荣禄密谋策划，决定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废除变法。他们利用袁世凯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光绪帝壮志未酬，心事茫然。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苍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长叹：“吾不如汉献帝也！”他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103天，因故又称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立即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
光绪帝在风声鹤唳的时候；犹不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人物。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维新派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后，立即从天津搭一艘英商轮船去上海，后转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伺机逃到日本横滨；谭嗣同接获密旨后视死如归，慨然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他决心以自己的鲜血来唤醒国人。1898年9月28日，清壬杀害了谭嗣同以及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彻底击灭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趋激烈，错过了最后一次变革维新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其结果只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辛亥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迅速觉醒，展开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它的最早发起者和主要领导者是孙中山。
孙中山在学生时代便非常关心国家大事。1884年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反清思想。1894年他赶赴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9世纪末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他被迫流亡国外。其间，他继续考察欧美社会，在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东奔西走，不遗余力。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许多进步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反动本质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朝廷再也不寄希望了，他们出版了许多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纸和刊物。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团体有1903年章太炎、蔡元培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