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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社会的动力和化身。墨子的天不像孔子的客观绝对精神,也不是老子的形上学的自然的天,而是墨子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历史观外化的产物。在天的旗帜下,墨子提出了许多近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平等和博爱。 他说,天意要求人们不要放大国去进攻小国,大家去扰乱小家,强大的欺负弱小的,富贵的瞧不起贫贱的。天要求人们的是,如果你有力气,就赶快去帮助人,有财产就拿去分给穷人,知道了道理就快告诉别人。 墨子认为,天是很爱护老百姓的,因为百姓常常带着礼物去敬天,天有这样忠实的追随者又何乐不为呢?大家都说,杀一无辜者是不祥的,杀人的当然是人,可谁说他是不祥的呢?当然是天。 由此可见天之爱护人。 三代圣王都是因为爱人利人而得到天的奖赏,从而贵为天子。 而桀纣等暴君就是因为憎人贱人,违反了天意,才遭到天罚。墨子认为,天就是按照以上的标准对人进行赏罚的,所以人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一个人如果做了天所喜欢的事,天也会让他喜欢;如果他做了天不乐意的事,天也会使他不愉快。墨子坚决反对天命的说法,认为如果相信有命运的话,大家都等待命运的到来而无所事事,就会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他要求每个人都积极行动,以求得到天的奖赏。据说墨子的理论一度传播得很快,但也很快消失了,这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墨子离时代太远了,一方面他使人回忆起遥远的往事;另方面却又在讲述着另一个未来的世界。 甚至墨子本人也不能理解其理想原则中所包含的意义,又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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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其他人呢?
(四)
荀子与法家 荀子本倾向于儒家。但他的天人理论是在总结诸子论战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的理论代表了先秦天人关系理论发展的高峰,所以无论从时间或逻辑的角度来考察,都应将其自成一家来加以讨论。荀子认为,诸子的天人理论有很多不足之处,道家把一切都归于天(道)
,人只能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蔽于天而不知人。 儒家重视人事,却自我膨胀称万物皆备于我,那是蔽于人而不知天。 墨子的主动精神荀子是赞同的,但对其浅陋的天志观念却很反感。 荀子认为,诸子的根本错误在于没有划清天与人之间的界限。因些,他致力于寻找这个界限,使人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在荀子看来,天不是指具体的自然物,如一棵树,或天上的星星,而是指产生这些事物的功能、机制和运动。 人们看不到它是怎样形成的,只看到它的结果,这就是天。 天有自身运动的规则,并不受人的意志的影响。荀子认为,人的特点与天相反,他是有作为的,他靠自己的主观努力,经过有意识的奋斗取得成功。 像“强本节用”
,“养备动时”
,这些就是人的努力。由于天和人是不同的,二者的职能也不相同,天的主要职能是生物,人的主要职能是顺天理物,人千万不要企图参与生物,天也不会干预人和社会的治理。因此,可以说天道与人事没有直接的联系,像自然界的星坠木鸣这些怪现象,对人类社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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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治乱也与天无关。 我们只要比较一下禹和桀的时代就知道了,在这两个时期,无论日月星辰、时间、地方都相同,但一代大治而另一代却大乱。但另一方面,荀子也反对把天与人完全隔绝的观点,他认为人的主观努力在一定范围是很有效的。 比如对于天的规律,把握得好天下就能大治,否则就会大乱。 耕作土地也是,善于经营与不善于经营的结果也大不一样。 正是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荀子奉劝人们与其羡慕天而苦思冥想,不如自己动手利用天的各种特性来为人服务。荀子的这一思想长期受到人们的称赞。法家在荀子“天人相分”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由人组成的社会的治理。 韩非认为讨论人的社会的治理应从人的本有情性出发。 人的本有情性是自然而然的,这说明社会治理也服从一种自然客观法则。 人的本有情性是“贪利恶害”
,从人的这种“恶”的情性出发,社会应以“法”治之。 由此法家引伸出法治理论。 法治作为在把握社会自然客观规律基础上引伸出来的人对社会治理的见解,体现了先秦时期在社会历史观领域对天人关系认识的最高成就。 但总的说来,先秦的天人关系理论经荀子总结后再没有很大的发展,法家的理论仅是荀子理论的回声而已。 一个时代结束了。 直到历史进入两汉后,天人关系理论才又一次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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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观的发生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动、“上帝”观念的淡化,首先发展起来、用作解释自然界与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与变化的原因、根据的,是阴阳、五行说。 故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特点,必先对阴阳、五行说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一、阴阳阴阳二字的起源很古老,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出现了。《说文解字》释“阴”为“水之南山之北”之意,释“阳”为“高明”之意。 也就是说,从字源学的角度而言,“阴”是阴暗或太阳照不到的意思,又引申指背日或山北水南之地;“阳”
是阳光四射或光明的意思,又引申指向日或山南水北之地。阴阳二字连出,最早见于《尚书。 周书。 周官》与《诗经。 大雅。 公刘》,前者有“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之语,后者有“相其阴阳”之句,其他如《易经》只见一阳字(《中孚》九二爻辞:“鸡鹤在阴,其子和之。”)。但是阴阳二字在这里只具备原初的意义,而没有任何超出字面的深刻含义。真正使阴阳二字的意义发生质变的是西周太史伯阳父。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
,西周三川均发生地震,伯阳父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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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将亡矣。 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 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丞,于是有地震。 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 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
①
这里,伯阳父已不是在具体的、个别事物的层面谈论阴阳,而是用它们泛指自然界两种性质相反相成的物质力量。 阴与阳在这里已是两种充满天地间的气,这两种气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即“阳出”而“阴迫”
,而其运动又具有一定的规律,如果乱其秩序、反其规律,阳处阴之所而不能出,那么就会发生地震,并导致国亡。 显然,阴阳在这里已经获得用以广泛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普遍意义。 这是对殷周以来长期统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天命”观的重大突破,开辟了以自然力量解释自然现象的道路,加快了“天人相分”的进程,另方面,它将社会人事也纳进这种解释系统之中,同时又成了往后“阴阳灾异”说的肇端。到春秋时代,阴阳范畴逐渐被人们向各个方面引申,大大扩展了它的涵盖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它的抽象性。例如,范蠡将阴阳范畴引进战争之中,用阴阳解释用兵之道,得出了日月的盈虚往还与阴阳紧密相联、攻用阳道而守用阴道、刚用阳道而柔用阴道等具体结论②;又如,医和将阴阳引入医学之中,以阳代表热而阴代表寒,得出了“阴淫寒疾,阳淫热
①《国语。 周语上》②《国语。 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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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淫末疾“
①的判断,首开以阴阳学说创建中医学的先河;再如,计倪将阴阳引进发展生产、治理国家的构想中,称“审金木水火,别阴阳之明,用此不患无功”
②,墨子将阴阳引进对春夏秋冬四时的解释,明确说“四时也,则曰阴阳”
③等等。 这些,都为阴阳思想的进一步普遍化、抽象化、形上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此后,老子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抽象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④的哲学命题。 梁启超在前引文中说:“阴阳二字意义之剧变,盖自老子始。”
这个论断是很确当的。在老子这里,阴阳概念完全超越了具体性和实体性等等含义,纯粹作为“道”
所产生的万事万物的两种属性被规定下来。老子将万物的阴阳两种属性纳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