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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胡适死後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六期（五十一年叁月十六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後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麽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麽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麽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麽？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像得到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麽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头，胡适的“门生高足”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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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民国五十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
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後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於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於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後，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叁大『评论』”：“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的文字，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motivesand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麽主义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罢！放他们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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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後，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里的一段话：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後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昼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後，请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後写蒋孟邻的。关於这件小事，我？？能做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一月一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
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後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後的叁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的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你看，这说的什麽，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罢？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後，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後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叁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基於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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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为附录。第叁篇“叁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叁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做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