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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决策反而会不周到。
我那时候想到了最坏的一点，我想，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又回到打工仔的行列中去。过去我过的就是最穷最底层的日子，难道还有更坏的后果吗？当然，那是必须在不死不犯法的前提下。
想到了这些，我很快又清清醒醒地想到了避免这一点的办法，我决定始终不伤我的两个砖厂的元气，只拿盈余的200多万元出来拼搏，即使亏光了，砖厂还在，还可以再积累、再拼。
我不会容忍自己回到一无所有的状况。
未来与过去只可能相似，不会完全一样。
这么一思索，我心里坦然了，也轻松了，但并不是说我就会轻率地将资金乱投一个项目。投资不是赌博，不是碰运气。投资肯定是有冒险因素，但那是有目的、有方法的。说句玩笑话：是属于“睁开眼睛跳岩”，不是闭上眼睛乱跳。它是一种凭智力、凭眼光、凭胆量，也凭实力的综合性竞争。它最大的诱人之处其实就在这里，就在于它显示的是一个人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本事。
我自小没有读多少书，那时候也还没有去中央党校学习，对于高深的先进的经济理论几乎没有接触过。那么，我的决策依据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实践中的积累，也就是说，我注意了平常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自己遇到的。我没有把一些让人惊叹的东西仅仅当做笑话或“龙门阵”来听，我经常有意识地在心里过滤出它们当中那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淡水对岸就是香港，那里有许多亿万富豪，其中有的就是在广东长大的人。我从别人闲谈中听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从搞房地产起家的。都说全世界公认最赚钱的行业有军火、石油、银行、房地产、高科技等，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我自身的具体条件，我在着手投资以前，心里就有了定位，有两样可以干：房地产和高科技。
并且还进一步地想到了，条件最接近的，可以先行一步的是房地产。
以前想到了而没有动手，是在等大环境的条件。
1988年底，我认为大环境的条件开始成熟了。那时候，已经有了确切的消息说惠阳县城要迁移到淡水来，只是迟迟没有见到正式文件。但那时候大亚湾的“熊猫汽车城”、“壳牌石油”、“核电站”、“惠州港”等几个大工程已经上马了，淡水镇的各级干部也在多次反复发动当地人开展房地产业务。书记、镇长、村长到处动员，磨破嘴皮劝大家征地搞开发。结果，仅仅只有个别人抢占滩头阵地似的在黄金地段小敲小打地征用了一点地，留在那儿准备自己修商业用房，大多数人依然按兵不动等待观望。
淡水的干部们没有办法，这些具有高尚风格的领导们只好硬着头皮带头买地，就像当年深圳初开股票市场时，动员机关干部带头买股票一样。干部们选的多是偏僻的地方，远离公路，他们并不想抢黄金地段，只是想起个带头作用，因为多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群众看干部”的习惯，干部们尽管自己面临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搞开发，同样需要做出表率，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看。真是难为了那些基层干部们，仅仅只要17元一平方米的土地，求爷爷告奶奶都没有人愿意买。
我很赞同《商界》杂志两位记者在写我的文章中写到的一段话：世上所有成功的先例，无一不是基于几个重要前提：对经济规律的真知灼见，对投资项目的了如指掌，对重大不确定因素的变动方向及可能性有准确的预见。否则，任何高风险只会带来大亏损。
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些带理论性的东西，我只是根据自己积累的实际知识，一遍又一遍地对淡水的房地产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 要为把握机遇准备点什么我为啥要“金盆洗手”呢？（2）
我一方面参照宣传品，一方面用自己的眼光来掂量：淡水的地理位置特殊，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近在咫尺；交通四通八达，不仅现有的公路规模具备，规划中的京九铁路主干线也要由此通过；大亚湾西北隅的哑铃湾，是中国南部沿海少有的天然良港，水域宽，风浪小，回淤少，当地史料上称做“航道天成”；淡水的通讯条件早有基础；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后，电力也不会成为问题；还有，这儿是叶挺将军的故乡，又有天然的海滨游乐场，无论人文还是自然景观，都具有很好的旅游条件……加上美国投资的年产50万辆以上轿车的“熊猫汽车城”和英国投资的“壳牌”石油一投产，单这两个特大企业都可以把这儿搞热闹。
我认可了一些行家的论断：不出10年，淡水就有可能成为国际化的大市场。
我心中有了底，尽其200多万元，一下买了几百亩地。我在前面谈过，我很注意同当地的人相处得好，要办事时就见到效果了，划地时他们都挺支持我，几百亩地全在街边路口，十字道旁，守着交通要道，基本上都是人们常说的黄金地段。
的确有人问过我：“万一今后卖不出去，怎么办？”我半真半假回答：“我就留着自己种。”
事实是，我这一步走对了。
仅仅才过半年，淡水的房地产就开始热了，土地价格迅速猛涨。又过了几个月，到1990年3月，惠阳县城果然迁移到了淡水镇，大亚湾的几大工程也加快了建设节奏，淡水的土地价格几乎是发了疯似的往上涨，每平方米高达2000元，居高不下，黄金地段还达到过每平方米1万多元的高峰。
我的确赚了很多钱，为我下一步的开拓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但是，我特别要说的不是这一点。
我要说的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这是一句很普通很明白的话，同时，这也是一句很可以令人深思的话，我没有因为钞票滚滚涌来就忘记了这句至理名言，还在那个时候，还在房地产热得烫手的时候，我就料到了它必然会有衰退的一天到来。而且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为那一天的到来准备了后路。所以，到1994年，许多搞房地产的人都陷入了困境，而我却没有那一难。
我想，那一年，我最大的成功应该在这里。
下面，我将告诉您，我是怎样具体操作的。
要想不断地发财，当“倒爷”不长久，重实业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有高潮就必然有退潮的时候，不能因为有低潮就不干事，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注定不会有大出息。
决策，看起来简单，干起来不容易，正因为如此，决策才有诱惑力。
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最容易犯决策上的错误，一种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处在再也输不起的状况下，那时候往往是把很容易做到的事也看成很难办到；另一种是在最顺利的时候，顺利得昏头昏脑地乱干也有可能成功，那种情况下经常把最不好办的事也当成最容易办的事来干。
我是多次遇到过这样的教训。最早在家乡开“猪儿摩托”做小生意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教训。第一笔生意我就赚了几十元钱，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高利润了。我这人过去穷日子过惯了，突然一下子赚了这么多钱，我就认为自己是个经商的天才了，接下来就总是忽视精打细算，以致后来一亏再亏，欠了一大堆债。
刚买到砖厂时也是这样。由于砖厂买得顺利，心里想的事办到了，终于脱下打工仔的“衣服”，戴上了老板的“帽子”，挺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满意情绪。心情一好，信心也足，看见自己第一次拥有砖厂──尽管那会儿只是四分之一个老板，也同样感到周身是劲。我觉得海丰那个砖厂都能够被我经营得蛮好，既然能替别人干好，难道还不能把自己的厂搞好吗？说来说去不都是砖厂嘛！这一来我就忽视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题，那就是，两个砖厂，一个是处在海丰，而另一个却是处在淡水，砖厂倒都是砖厂，位置不一样，市场的冷热也就不一样，忽视了这么大的问题，您说当初我能不亏本吗？
当然，我吃的亏还远远不止这两次。但吃了亏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吃了亏不去总结教训，不把这个教训储存到脑子里。
至少可以说，我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房地产热中是记下了这类教训的，我尤其记下了世界上很难得遇到一锄头挖个金娃娃的事，偶尔遇到了，也一定是很偶然很偶然的，您绝对要相信这是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