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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座与中国江南古典园林有许多共同处亦有更多不同处的园林，它的山水、花木面积居多，与亭台楼阁、曲径回廊、漏窗天井等人工建筑相对繁复的中国园林比较，更具大自然情趣，但它所流露出来的趣味和精神，又处处让人感到与中国江南园林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真是中国明代学者朱舜水参预的杰作？
在中国明清知识阶层，朱舜水不是一位点击率很高的学者，许多人对顾亭林、黄宗羲，以及以文学小品知名于世的文学家如张岱、余怀、袁宏道，甚至钱谦益、李渔等人，耳熟能详，对于朱舜水却相对陌生，但是谈论中日文化交流，在涉及徐福、鉴真、晁衡（阿倍仲麻吕）、禅宗的最澄、道元等人时，就不能不提及有更多影响的这位明末清初的中国人。
谈论朱舜水，不密切联系他所处的时代，是无法理解这位明清鼎革之际的读书人的。
祖籍浙江余姚、寄籍于江南松江的朱舜水，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遭遇的是个世道日坏、国是日非、政理废弛的年代，可谓生不逢时。与同时代许多知名于世的读书人相比，不论是被历史证明的奸佞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还是风流俊赏、激进超迈的东林、复社等江南精英士子，他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乡儒，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不可能以“清流”自许，去掺和复杂多变的政事，更没有潇洒的行止和浪漫故事，在声色犬马中张扬自己，而是如同普通百姓一般默默地生活，这在以仕进功名为最佳社会取向并力求最大社会价值的专制时代，无疑是社会生活的低姿态。但这种沉静而非消极的生活态度，在晚明时代却彰显出异乎寻常的痕迹，藏蕴着韧劲和内敛的光芒。他的这种社会生活的姿态，大体上可以与昆山的顾炎武和余姚的黄宗羲相埒。
晚明社会是个让人痛心疾首的年代，是个堕落的时代。堕落是从皇家开始的。
万历皇帝自1585年（万历十三年）不早朝后，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前后达三十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段上，明王朝的国家机器只是凭着它的惯性在运转，没有新的动力，没有新的润滑剂，甚至都没有新鲜的刺激，张居正的改革已经寿终正寝、烟消云散，改革积攒起来的财政被挥霍殆尽，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皇帝不得不派遣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税监、矿使，拼命搜括民脂民膏；此时外族入侵日亟，边防吃紧，农民纷纷造反，国势忧危，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加派，民更不堪其扰。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皇帝不得不公开向民众检讨，颁布罪己诏：“国帑匮绌而征调不已，闾阎凋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皇帝完全知道加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自我检讨得还算诚恳，有羞愧心的总比讳言粉饰的有救，但他拿不出解决问题的任何有效办法，对一部病入膏肓的机器来说，层出不穷的问题，不是一份自我检讨可以消弭的。
朝堂之上，和事佬首辅申时行被免职后，各个政治派别之间暗中的互相猜忌、争斗变得公开化。王锡爵、顾宪成公然对着干，互相责难，此后“党争”越演越烈，温体仁和周延儒又不断较量。周延儒是个庸人，温体仁同样是个蠢才，有民谣讽刺内阁的温体仁、王应熊、吴宗达三人：“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温体仁是乌程人，王应熊是巴县人，取其籍贯谐音，分别名之为乌归、王巴，而吴宗达因无所作为，被人称之为篾片。
所有这一切，用崇祯初年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上疏中的话说，就是：“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没有向心力，没有合力，积重难返的明王朝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腐败已是明王朝不可愈痊的溃疡。文官内耗，道德沦丧，私欲横流，普遍腐败，贿赂公行，贪赃枉法，各级官员很少不谋私利，即便是清廉自许的东林党人也不干净。据崇祯的大臣韩一良的所见所闻，要谋得一个督抚位置，至少须用银五六千两，而得道府之美缺也非用二三千两不可，对于年俸极低的明代小官吏来说，除了贪赃敛财别无他法，一旦得手上台，自然要千方百计地把付出的成本加倍敲诈勒索回来。
这些明白古今圣贤之理、通过科举而仕进的政府各级官员如此地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社会还有什么正义、良知、道德可言？所以顾炎武愤慨而尖锐地指出：“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朱舜水同样发出了“莫大之罪，尽在士大夫”的声讨。
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同样令人失望。顾宪成、顾允成、邹元标、高攀龙在朝中互相呼应，干预朝政，一度小成气候。一朝失势后，朝中大权为人称“浙党”的沈一贯、方从哲以及楚党、齐党、宣党之流把持。在野的顾宪成便在无锡以讲学求道为名，裁量人物，讽议朝政，以天下清流自居，一时名动天下，人称“东林党人”。这些高标自许的在野名流，当初大权在握时就没有什么大志远向和忍辱负重的精神，不以社稷和国家大事为重，而多意气用事，并没有什么于国于民的实际作为。激进的道德主义，党同伐异，政治斗争，门庭森然，到天启年间，竟发展到互相残杀、血肉横飞的地步。
这中间阉党魏忠贤又猖狂跋扈了一阵，朱舜水读书识字明白天下大势的时候，正是魏忠贤淫威泛滥之际。这个自称九千岁的奴才阉人，爪牙多至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儿、二十小孩儿、四十猴孙、五百义孙之属，大有横行天下之势，猖狂到公然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江南苏州上演了东厂缇骑捉拿周顺昌（人称周吏部）、迫害东林党人的公开事件，是时四乡八镇的百姓蜂拥而来不下数十万人，“士民望吏部颜色，如见天人，无不洒泣”，“百姓夹道执香，哭声干云”，随后颜佩韦等五人死难。不知道其时年已二十七岁、生活在毗连苏州的松江朱舜水参预了这件事没有？但至少可以肯定，发生在邻乡并震动朝廷的这件大事，朱舜水不会没有耳闻。
东林之后是复社。与朱舜水年纪相仿的太仓二张（张溥、张采兄弟）于崇祯三年（1635年）率几社、应社等一批文人小团体，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堂集合成立复社，以倡导气节为号召，抨击时弊，江南知识精英如文震孟、姚希孟、顾锡畴、钱谦益、瞿式耜、吴梅村、吴应箕等，纷纷入社加盟，几近千人，人谓“复社声气遍天下”，同是松江籍的陈子龙、夏允彝也在其内，但中间没有朱舜水。
这是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国计民生日窘、外族侵略日亟的时候，他们妄图以言论左右天下。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兵临城下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这个社团宗旨说得慷慨激昂特别好听的知识分子小团体，立刻分崩离析，大难临头各自飞，忠贞之士身赴国难，举旗武装反抗，一部分人在屠刀面前如寒蝉噤声、藏头缩尾，更有人附逆投靠、卖身求荣。只要看一看明季诸多风流倜傥的公子在秦淮河边追欢买笑，一个个竞相成为老鸨的女婿，就可以明白他们的气节和追求，到底有多少理性光辉和人生价值。
对时局和现实有着绝对清醒认识的人几如凤毛麟角，朱舜水是其中之一。
朱舜水称自己是吴人，他生活的松江府是江南十府之一，与苏州府毗连，位于太湖下游的苏杭嘉湖平原，水上大动脉吴淞江掠城而过，是个水网纵横、经济发达的鱼米之乡，自元代黄道婆从崖州引进棉纺技术，许多农民从粮食作物生产转向专门从事棉作经营，进行棉花加工，纺纱织布，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松江城内光布号就有数百家之多，成为太湖流域地区的棉纺织中心和棉布商品的集散地，有衣被天下之誉。所以各地商人纷至沓来，“挟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
这个鱼米之乡的文化积淀也格外厚重。有明一代，举行科考八十八次，松江府共中进士四百九十二人。自洪武十三年以后，松江籍官僚做到内阁、两京部院、督抚大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