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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甘地的挑战才是最富建设性的。甘地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抵制和抗议英国人的统治，这是向英帝国国民人性的挑战——一个印度人可以比一个英国人更高尚、更人性；甘地的挑战同时是向国际强权政治的挑战——军事强大不应该是奴役他人的理由。这种挑战是直接地用理性的逻辑来反驳非理性的、违反人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动物性逻辑。可是伟大的道德律并不会被英国人轻而易举地领悟。英国人哪会愿意主动地失去海外殖民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历史的“工具”——英帝国把它工业革命的遗产散落在海外，而他自己的强权政治所能得到的惟一财产只能是——衰落。
最后，历时八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二十亿人口卷入战争，六十一个国家参战，战线遍及三大洲、四大洋，累计死亡六千五百多万人。战争的积极后果是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使欧洲从十五世纪就开始经营的世界殖民体系（英国海外殖民地相当于英国本土一百四十倍）土崩瓦解。不幸的是，大战解决了一些旧世界的矛盾，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雅尔塔体系决定了以苏、美两极化为核心的新的世界格局，人类不得不逐渐适应在冷战时代战战兢兢地生活。换言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炮舰政策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谢幕了，但并没有完全消亡，人类的生物性决定着它大概不可能从人类的精神中彻底祛除。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没有蔓延到美国，美国因战争而发达。战争结束后，美国黄金储备约占世界三分之二，各种产品生产量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一，船舶吨位占世界一半，国防预算仅次于苏联，在海外拥有近五百个军事基地〔19〕，超越英国而一跃成为与原苏联抗衡的超级大国。成本高、效益差、违背道义的殖民主义被历史厌弃了，美国认识到，用武力维持的殖民主义早已是过时的意识形态，推动经济贸易全球化才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更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美国真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吗？它是否能吸取英帝国衰落的教训呢？它的民主政治是否成为全世界效法的楷模呢？在苏联解体后，这些问题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是毫无疑问，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却是疑虑重重。
（五）
远古的战争具有自发性，侵略者的目的是占领土地和掠夺妇女和财物，然而对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来说，建立强大帝国、传播威名、获得荣誉也是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现代战争也延续了其中的部分目的，但二次世界大战后明目张胆地发动“谋财害命”的原始战争似乎只有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萨达姆如果生在三千年前黩武主义的亚述帝国，其作为或许无可厚非，可是他生在现代却做着专制帝国的古梦，就太不合时宜了。不过萨达姆总统比起日本列岛上靖国神社里的死灵魂的罪恶显然是小巫见大巫。
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士兵来讲，在战争中可以做在和平时期不能做不敢做的勾当可以说是他们潜在的心理。联想中文化交流史，使人不得不认为——如果魔鬼的确是地球上存在的生物，那么它的行为是难以用人类的眼光来看待的。日本人从秦汉时期就开始了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唐以后广泛学习中国的文明，大量使用中国的文字。仅从公元630年至894年唐朝的二百多年中，日本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就达二十次（成行十六次），每次两百五十人至五百人左右，汉文化因此得以全面传播日本〔20〕。唐高僧鉴真法师（688～763）率领一批优秀人士东渡日本，将中国建筑、雕塑、医药传布东瀛，至今日本奈良仍存有鉴真法师所建的寺庙戒坛。而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征服日本时，“神风”却救了日本人，远征军舰队被风暴打败了，这使日本人由衷感激“神风”，所以二战中参加太平洋战争的自杀飞行员自命为“神风”突击队员。他们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号啸着钻进美国航空母舰的烟筒里，使美军遭受重大损失。而日本士兵对中国人的屠杀却是灭绝人性的，他们在南京举行杀人比赛，他们用刺刀剥出孕妇肚子里蠕动的孩子，他们挖下中国婴儿的肝脏吃……这些行为超出了我们对于“人类”定义的底线。不过日本士兵的兽行对于日本自己的文明来说还是有益的，如果没有日本、德国法西斯的罪恶到非人程度，世界就不可能认识到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性，美国就不可能倾尽自己的力量参加太平洋战争和解放欧洲的战争。可喜的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最终使日本军国主义覆灭，从而拯救了日本文明，使其走向理性的道路。而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原子弹的爆炸极大地震慑了日本人的心理，加速了和平进程。由此看来，面对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强奸中国妇女、对中国人进行集体屠杀、把活生生儿童的头颅摔碎在石头上，有时文明的抗议声音对于野蛮的行径实在是太苍白了、太脆弱了。的确应该把“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可是当中国的大片土地被蹂躏、南京城尸横遍地的时候，就像群狗在受伤的大象前狂吠一样，日本国内民众不是举国欢庆、“日本人民”不是一片沸腾吗？我们如何区分“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呢？因此对于野蛮民族的震慑就显得尤其必要，也就是说，只有当日本广岛、长崎升起“末日”的蘑菇云的时候日本人才会有所反思，即只有日本兵的父亲从一个骄傲的胜利者变为一个可怜的受害者才能使他思考人之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否则中国的五经四书里的“仁”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羔羊待杀前的呻吟。本来，中国江河大地凝聚起了涤荡乾坤的浩气，长城的秋风已经向东瀛飘去了一缕仁者的悲悯，而鉴真法师像也似显现慈悲的规劝——住手吧，否则死期到了。可惜疯狂的日本人没有领悟，杀人比赛照常进行，那就只好等待核物理学家的教诲了。轰然之后，是血水蒸腾的残垣断壁，矮小的尸体顷刻间化为清烟与玻璃……一个个趾高气扬的“天皇”的臣民在学习了有关核裂变、核聚变的知识后才忽然间变成了一个痛哭流涕的可怜人，野蛮者转瞬间变成对“野蛮”的谴责者。这戏剧性的变化效果是任何宗教、哲学、道德伦理教条作用都达不到的，似乎只有“胖子”、“小男孩”才有此奇妙的能量。当然，蘑菇云不是圣诞树，是不应该受赞美的，起码日本的儿童是无罪的，即使战时日本也有反战人士，核灾难发生只能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对于不可一世的民族来说，和平主义只有在恰当的时候才会被倾听。战争是野蛮的，对于制止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