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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君宜他们是不可能再有留学的经历了，因为他们走上了通向延安的道路。“一二·九”的学生领袖虽然没有留学的经历，但他们确实是很优秀的一批人。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就说过，八十年代初，一些当年留学美国成了科学家的人都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谢：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大体是在同一时空中活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也大体相同。从时间上排序看，“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在前，延安知识分子形成稍后，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在抗战以后才引人注目的。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概括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是从那些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和思想状况上着眼的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说只有那些历史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群体，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不是说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才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同样道理，也不是只有到了延安的才是延安知识分子，到了西南联大的才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而是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吴世昌就认为，“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奏，没有“九·一八”，就没有“一二·九”。吴世昌是“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算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一九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虽然个别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例外，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明显差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科学、外交、新闻和教育部门（包括高层的秘书人选），可以说主要是延安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通过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像蒋南翔，他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还有早年清华的影响。“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对于像徐高阮这样的学生，“大家伙不要用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王永兴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前年五月间，在上海，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这一点，从“九·一八”之后，吴世昌写给胡适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真正的学生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五四，第二次就是“一二·九”。而每次学生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长远的。五四开启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二·九”可以说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时代，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延安，为她注入了新血液，特别是提高了她的文化水准和道义力量，因为青年的理想总是很诱人的。毛泽东也说过，“一二·九”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不过，“一二·九”知识分子和五四知识分子并不相同，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比他们要复杂得多，因为五四的领袖是大学教授，而“一二·九”的领袖主要是青年学生。五四知识分子重视的是思想革命，而“一二·九”知识分子则倾向于暴力革命，这与他们深受俄国马列主义的影响有关系。参与“一二·九”运动较深的大学教授如张申府、杨秀峰都是有革命经历的。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五四的启蒙，最后被救亡压倒了。
智：五四以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思想抬头，胡适他们那时已对青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九·一八”以后，因为胡适低调，受到了很多青年的批评，这可以吴世昌给他的那封信为代表。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青年的思想倾向。千家驹大学毕业的时候，胡适帮了很大的忙，但他后来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都不敢署自己的真名，可见那时的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我要特别说一句，五四是没有组织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说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留学问题，可能与清华1925年改制有关。过去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她的学生肯定是要出去的，而改制以后，就没有这个便利了。当时有一种倾向是，认为清华改制以后，就不必留学了。
高：“一二·九”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其实我们后来许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都可以从“一二·九”中找到源头，比如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能有出路的思想，“到农村去”的口号，就来源于“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团。
丁：“九·一八”以后，国共态度不同。那时高唱抗日的声音很吸引青年学生，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失败了，他没有吸引住爱国的青年学生。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那些不同的声音最后被一种声音压倒了。像徐高阮、王永兴当时的那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有远见的。王永兴那篇《北方青年的回响》，今天读来，也是一篇好文章。当时《大公报》的王芸生写了六寄《北方青年》，都没有改变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三寄《北方青年》的文章中，全文引了顾准当时以吴降枫署名的一封信。那年顾准二十二岁，王芸生三十六岁。顾准的信主要是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上和王芸生有不同的看法。王芸生在文章中说：“吴先生这封信是由上海寄来的。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未参加西安事变，都未曾施用开后门拆烂污的手段，而且共产党也是爱民族爱国家的。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顾准的写信时间是1937年1月7日，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给王芸生的信，可以说是有组织背景的。
高：就当年顾准和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认识而言，近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我们对于西安事变的了解也多了起来。从陈立夫的回忆录和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的一些研究中可以看出，青年顾准在对历史的见识上，还是比不上王芸生，因为顾准是受难以后才成为思想家的。还有一个现象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学生，多数走上了学术道路，特别是徐高阮和王永兴，后来都成了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1957年成了右派，在山西受难二十多年，晚年才回北大重操旧业，在学术上做出了许多贡献。而王永兴对自己当年“一二·九”的经历极少谈起，可见伤害之重。
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