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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适逢宋美龄九十九岁华诞,她欣然接受了记者采访,对于自己的生死去向给出了一个相当通透的说法:“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如今,这位世纪老人已经撒手人寰,驾鹤西归,将一部厚厚的传奇划上了圆圆的句号。曲终人影散,江上数峰青,我们不禁油然生出惋惜之情,她带走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家国梦,那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重新品咂、深长回味的东西。
谁有迷魂招不得?
? 林子明
哪怕你杀了我,也看不见痕迹。
我们迷失了路途,现在怎么办呢?
……
这么多的人啊,他们去向何方?
他们这样悲哀地把什么歌唱?
……
——亚·普希金
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浙江千岛湖上。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枪、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第几个变种?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